与以上所探讨的各种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是，“一般均衡”常常被拿来与“充分就业”划等号。这意味着一般均衡被理解或定义为对存量资源的充分利用；这是定义一般均衡的另一种方式。由于对自然资源（诸如矿产）的“充分利用”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所以，按照这种方式所做的定义，则主要着眼于对“劳动力”这种资源的充分利用上。于是，“充分就业”便成了一般均衡的一个重要含义。
经济现实并不给力。这就是，社会似乎长期处于失业的烦恼之中，没有这种烦恼的日子少之又少。经济学家们对于“充分就业”这个前景信心十足，可是现实生活总是打击他们。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无奈之下，对失业现象的各种解释性理论与概念出笼了，例如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自然失业率、工资刚性，等等。本小节的目标在于说明算法理论如何可以为就业问题的探索和解答提供一个适当的基础，以及如何对现有的就业理论进行批判性综合。当然，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思路。
先从“结构性失业”讲起。人与人之间有差异，这种差异既是生理性的，又是心理性与思想性的；这些因素构成人的综合的“技能”。另一方面，企业的职务要求各有差异。雇佣过程就是职务要求与人员技能相互对接的过程；这需要搜寻、选择和谈判，是既耗时又费力的。在古典时代，劳动者出卖的主要是力气，因而选择性不强；这种情况也许是导致就业分析特别着重于数量而不是质量的一个原因。这种传统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习惯，并使“结构性失业”这个概念显得有些另类。当然，正如我们所不断强调的，只要我们认识到建立完备的数量分析不过是我们受到“便利性”这一主观需要的驱使所产生的一种幻想，结构性就不会让我们烦恼了。
经济体系不仅在空间中横向地铺开，而且在时间中纵向地延伸。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可能过于哲学化，可以暂且不予考虑。首先要做的是在这个局面下来谋求建立经济分析。而时间一引入，诸如摩擦性失业、自然失业率等概念也就可以应运而生了。作为一些理性有限的当事人，员工找寻工作与企业经理物色员工都需要时间和代价，摩擦性失业于是就会发生。无论何时何地，一般来说，总有一批人处于找工作的过程与状态中。容易忽视的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也必定有一些企业处于找寻员工的过程与状态之中。所以，这边有了摩擦性失业，那边也就会有“摩擦性的劳力短缺”；它们是对等的。在算法框架下，这个道理很简单，很普通。不仅劳动力市场如此，任何市场都是如此。不仅资本品如此，消费品也是如此。例如，在工厂的生产中，为了保证物料的及时供应，就必须建立一定的库存。库存其实并不限于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方面，所有的资本品都可以称为“库存”。机器设备就是为了使原材料及时得到恰当的“服务”而建立的“库存”，它是时间的产物。空调机是为了及时调节空气温度而建立的“库存”，尽管它并不总是需要运转。冰箱是为了及时储存食品而建立的“库存”，尽管其中一般都有空余的储存空间。书籍是为了及时阅读而建立的“库存”，尽管它经常只是放在书架上。库存本身并不是浪费，只有多余的库存才是浪费。一味地压缩库存，有可能导致流量活动的中断，或者运行不畅。无中不能生有。世界的运转与人类的活动都只是把物质、能量、信息、思想等“存量”搬来搬去，对之进行分化组合，而这些运动并不仅仅存在出发点与目的地的问题，还存在过程、速度与时间的问题。对世界的全面的刻画，需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前者，如果我们做到了两者兼顾，出发点与目的地的问题反而就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我们将研究诸如某个对象在什么位置呆多久、它（他）的运转速度及其变化等问题。无论整个世界，还是经济体系，其全部的问题都与“其中的各个部分的运转速度是否彼此和谐”有关；这是“秩序”这个概念的本质含义。我们不能要求某个对象整天以无穷大的速度无限度地运转下去；它必须在时间中存在。只要在时间中存在，就会产生种种存量和余额。假如可以假定企业与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总是能够及时地相互找到对方，这就等于在原则上假定所有“该完成的运动”都会立即完成；进而，这就消灭了任何运动，从而消灭了任何存在，消灭了整个世界。这就是主流经济学极度失察的地方。一旦它假定思考与通信都不需要时间，它就把世界极度地扭曲了。
因此，“摩擦性失业”这个词是歧视性的，并且是多余的。正如论者们多有指出的，其实没有失业不是摩擦性的。鉴于人的技能是可以塑造的，“结构性失业”其实也是“摩擦性的”，只是这种“摩擦”所持续的时间通常要更长一些。假如不限定等待的时间，也就可以假定所有人“最终”都可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也就可以说，所有的失业都是“摩擦性的”。
失业人员是一种社会性的“劳动力库存”，它的存在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保证了企业补充人员的过程不至于过分漫长。反之，假如失业者消失了，或失业率处于极低的水平，那么很可能表明，企业的用工荒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个道理也与其他商品的库存是一样的。企业的开工率一般都不会是百分之百；否则，说明工厂建设可能严重滞后于市场的拓展。在职员工一般也不是完全满负荷工作的；否则，企业可能就需要增加人手了。同理，家里的冰箱也不能总是满的；否则，很可能需要添置新的冰箱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发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概念离题有多么遥远！
还需要从供给方面来进一步说明失业者为什么要接受某个自然失业率。按照新古典的观点，如果存在失业，那么失业者可以通过降低工资要求的方法来激发新的用工需求，从而使自己重新就业。假如工资是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失业者可能不得不如此。有关的分析通常会引入“最低生活标准”这个概念，来寻找失业者可以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技术性地说，这个概念是有意义的。然而，纵观历史，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化的“最低生活标准”。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标准相比，下层人民的生活可以无限地悲惨。有许多曾经实际存在的方法（例如奴隶制），都可以用于节约生活支出，维持生命。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方法可能是不体面、不文明、不道德的，然而，它们都实际存在过，其中的某些方法至今仍然在发挥着作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怎样才能够成立呢？显然，只有在这些手段都可以不加限制地使用的情况下，劳动报酬才会足够低廉，充分就业、从而一般均衡才可能实现。否则，充分就业与一般均衡就不可能达到。这是一般均衡论中所潜藏的不道德的因素。而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一些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首要的是家庭制度。成年人赚取工资，赡养老人，哺育小孩，支付教育费用，直至子女到达就业年龄。他们还要积攒储蓄，打理财产，以备失业、疾病、意外事件、衰老或其他用途。所以，家庭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机制；通过它的救济，失业者可以获得生活来源，从而避免陷入必须接受任何低工资水平的不利境地。在知识作为一种资本终于可以进入经济学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也就很容易理解，失业者还可以在就业与再培训之间进行选择。这些道理都是常识，而笔者要强调的只是，只有在算法框架下，我们才能够理论性地理解它们，年龄、家庭、教育等议题才能合乎逻辑地成为不可或缺的经济议题，成为理论体系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老人、小孩与失业者都不是社会的负担。幸亏人口年龄大体上是均匀分布的，幸亏有“就业与失业”这种异步性的存在，社会才得以顺利运转，文明才得以薪火相传。此外，还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整个经济体的范围来看，如果教育与适度的失业率都是必要的，那么，相关的支出必然已经预先隐含在工资（或其他收入）之中，因此，就业者的工资也就不至于过低。这个道理可以进一步解释失业者与就业者境况的差别为什么有时在直觉上让人感到比较悬殊。
其他的社会救济机制，例如慈善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此处暂且不予详论。这里要提到的是，我们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社会救济机制难道是与经济体系无关的“天外来客”吗？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治制度将会发生怎样的“不可避免的”发展？随着收入的提高和消费欲望的减退，人的慈善心、权利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是否会增长？难道这些变化都是“非理性的”吗？解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比经济学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没有这种社会科学的建立，就无法单独建立经济学。(www.xing528.com)
以上讲的是匀速运动，现在我们再转向变速运动。照理说，当“自然失业率”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应当已经明白，就像一般均衡论不适于解答其他经济问题一样，它也不适于解答失业问题。然而，“自然失业率”帮了倒忙，因为它被诠释为一种自然的、正常的和“均衡的”失业率；这样一来，它又被假想为均衡理论的一个部分了。这里要说的是，这种思维与前述的“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逻辑错误如出一辙。在一个扩张的和动荡不止的经济体中，类似的思维方式都是弊大于利。它往往起到掩盖真相、误导读者的作用。
产生正的失业率并使之得以维持的原因在于经济要变动，企业需要不时地调整人员的数量与结构，雇员也需要不时地变换工作或者调整自己。由于经济体总是脱胎于过去，采用既有的思路，我们可以说，既然一个经济体已经生产出了一定数量的成年劳动力，那么，它大体上也就可以养活他们。即使失业率忽高忽低，一般也不至于太离谱。但是，经济的变动现在是一种新的“常规性”，在此情况下，经济学还是少关注自然失业率为妙；经济学应当重点关注失业率在每种“冲击”之下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应当允许失业率做大幅度的波动。经济学对于大波动应有理论上的预见，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应当做好灵活地适应各种大变化的准备，政策设计应当不拘泥于任何现有的条条框框。下面试举几种情形，来说明这种长期性的大变动。
第一种情形是人类生殖活动与人均寿命的长期变动。例如，避孕技术把性的享乐与人口生育分离开来，这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虽然人均寿命的延长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生育率的降低，但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这最终将导致人口下降。尽管这种趋势目前被全球化等因素所掩盖，但从以百年计的长期历史趋势来看，这类因素对于就业形势的影响是至为根本的。
第二种情形是全球化。全球化导致广大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迅猛发展，由此导致了这些国家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人均寿命的延长（以及至少阶段性的人口暴涨）。但是，这同时导致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剧增。如果西方世界认识到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各国在历史上各自分割的局面，并且，如果西方世界相信他们所策动的新技术革命不大可能像以往那样继续下去，那么，他们可能就需要实行非常不同于过去的税收与失业救济政策，而不能把目前的困难只看作暂时性的，仍然简单地指望国内经济恢复“平衡”。
第三种情形是技术创新。鉴于创新与经济变动的不可避免，算法式的观点是，如果一定要讨论经济平衡的话，那么，平衡则取决于各个经济变量变动的相对速度。我们不能排除劳动节约型的生产技术单方面突然取得巨大进步的情况。假如这种情形发生了，有可能立即把广大工人大批量地推入失业的境地。这时候，经济政策又当作何抉择呢？我们还可以研究其他极端情形下的政策选择问题。
以上例证旨在说明，对于失业的研究而言，简单的静态均衡模型实际上处于何等初步和原始的境地！充其量它只能作为预备性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经济秩序总是在变动中交替地实现而又被打破，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地应付一个又一个失衡，经济体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蹒跚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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