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传统延续与边际调整实现均衡：挖掘真实世界的可行算法

考虑上一小节所述的数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可以把这种情况视作原始社会的部落经济。一个部落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某个狭小的地域之内。由于交通与通信非常困难，部落之间很少发生交往与商品交换。部落内部依靠协商方式和管理手段来进行分工与协作。分工逐渐导致了专门技能的产生，而专门技能又加强了分工。于是，分工的格局逐渐趋向于固定下来，并代代相传。一个人既会参与某些通行的、一般性的工作，又会专注于与某些特定的工种、产品、地域、事务等有关的工作。由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某些工作比较熟悉的同时，对其他的工作就会变得陌生起来。但是，大家都知道，只要沿袭传统，各司其职，经济社会就能够正常运转下去。

然后发生了改变。改变可能来自技术创新、产品过剩、自然条件变化、部落活动范围扩展以及对外交往增加等任何方面。新的冲击将引起分工协作格局的调整。起初，这些调整都可以通过开会和组织化的方式得以完成，或者借助内部规则与惯例而实现。后来，部落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各部落之间的距离逐步缩小，以致其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组织化的活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成员们逐渐对此感到不便，领导人也不胜烦扰，最终导致了部落的解体，人们以家庭为单位来重新组织生产，并借助货币相互交换产品。然而，在部落生活中所学习到的技能与分工的格局却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下来了，这大体上可以保证生产计划不会出错，保证产品有销路。

我们要表达的第一个观点是，传统在经济社会秩序的构造中发挥了一个基本的和核心的作用。传统是人类千万年思索与实践的结晶，是被现实生活证明为可行的算法的集合。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先辈们强制装入我们脑中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们自行选择并自愿接受的。它既不可回避，又必不可少。旧的传统帮助我们型构了今天的社会；今天的状况又作为型构明日社会的新的传统；如此代代相传。传统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思考以下这个问题而得到：假如现在活着的人们都是刚刚一下子降临到地球上的，就算身心都很健全，又如何能够一下子商量出一个可行的分工与合作方案呢？如何确保可以立即拥有如今的生活质量呢？这必定是无法设想的。

传统的存在以及我们对它的掌握允许我们可以从容地致力于发展，并对传统进行边际性的调整。这些增量性的活动正好足以为我们的身心能力所承担。根据我们对现实经济社会的观察，这才是真实世界中实现“一般均衡”的真实方式。这里的论述表面上似乎与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很相似，但是，因为我们业已阐明了传统、习惯、惯例、技巧等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诸多概念是如何“理性地”形成的，所以我们实际上已经比演化经济学深入了一步。它现在应当称为“算法的”。

可以推测，这种边际性的调整必然会导致以下多种后果。(www.xing528.com)

第一，均衡大致上会实现，但一定不会很精确，很及时。传统作为现成的“一般均衡的”模式，有助于降低计算的难度，因此，临时计算只需要在边际上进行。小型的冲击，一般只需要做出小范围的有意识的调整。即使进一步的深度调整势在必行，也可暂时予以忽略，事情就这样“应付”过去了，而总的局面仍然可以大致上视为均衡。另一个有利因素是，人们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异质性，其行为也常常是异步的，人口的数目又很大，因而，一些破坏平衡的因素往往会被另一些反向的破坏平衡的因素所对冲，其结果反而维持了平衡。这就更加降低了失衡的机率。另一方面，因为各个当事人都未能进行充分的商议与约定，都是自行揣摩行事的，而且会频繁地采用递归的（串行的或“序贯的”）方式进行调整，这就导致各种正反因素的对冲在性质上绝不会全都恰好相反，在数量与程度上绝不会恰好相等，在实施与发挥作用的时间上也绝不会十分及时和准确。这样一来，社会经济就难免处于波动之中，不是向上，就是向下；不是扩展，就是收缩。波动成了一种常态。可以把波动过程视为由无数“准静止的”状态所组成。在这些状态中，必定存在一幅画面，它可能碰巧比较符合或接近于“完美的”“一般均衡状态”。但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真实世界在这个画面上究竟停留了多久，这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画面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甚至是意外地、在未充分察觉的情况下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宏观经济大体上比较稳定，或者在较小的、可以接受的幅度之内波动。

第二，均衡在时序上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而在其内部则是鱼目混珠的。由于“传统不可轻废”，临时的调整只能小修小补。对传统的修补要考虑到传统的特点及其业已存在的事实，因此选择的范围就会比较小，就不能随意选择。此之谓“路径依赖”。这就好比一个企业置办新设备时要考虑到旧设备的特点，这种情况下的选择就与新建一个全新的工厂有所不同。制度的发展也具有路径依赖的特点。在一切有资产存量的地方，都存在路径依赖效应。算法理论可以用于揭示范围最为广泛的路径依赖效应。然而，另一方面，时下的调整又要考虑到新情况，又不能大动干戈，这就导致眼下的最终选择又与传统有所冲突，而由此形成的整体则是一种拼凑出来的混合物。这就好比在衣服上打补丁，不可能总是找得到原来的材料，其结果是，补丁都是花花绿绿的，整体的视觉效果便不够协调一致。

第三，持续的边际性调整也可能导致突变或失衡，包括大发展、危机或大崩溃。在理性有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只是把调整限于一定的尺度和范围之内；超出了这个尺度和范围，他便不再顾及。这将导致意外后果的累积。如果对冲不够平衡，有可能发生系统性的偏离。随着意外后果的扩大，当事人（包括政府）也许会觉察到它的存在；如果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将其重新纳入有意识治理的范围。不过，无论如何，遗漏与疏忽都难免发生。于是，就会发生突变和大调整。对一些人来说，大调整也是有意促成的，是一种主动的“纠偏”过程。他们把注意力投向平时不大注意的领域，进行某种破坏和否定的工作，引起一种结构性的变动，从中渔利。在其他情况下，由群众盲目推动的某种数量的累积性变动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就会引发连锁反应，也可能引起重大的结构变动。结构变动导致那些循规蹈矩做事情的人们失去了他们行动的依据，而陷入不知所措之中。一旦我们理解了均衡是如何在一种有意无意的、“半内在化”的状态中实现的，也就会理解均衡实际上很脆弱，很难对抗大型的冲击。倘若一个人停止了常规性的工作，与之合作的人也就无法继续工作，而新的合作关系在短时内又很难再建立。潜在的合作者相互寻找不到对方，恐慌情绪就会漫延，直至某种反向的力量介入并逐渐稳住局势。毫不奇怪的是，一场危机从发生到结束通常需要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大调整导致经济社会内部的一致性得以提高，导致传统与现代更好地融合，为未来重新开辟方向。例如，革命常常会导致经济增长的暂时停滞（甚至下降），但是，由于它促使社会的其他方面得以发展，因而，在史学家的笔下，它常常会得到赞扬而不是贬损。

笔者认为，关于“一般均衡”如何实现、能实现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又会不时失去的基本道理可能大致上就是如此。当然这绝非都是笔者的创见^[29]，笔者的工作是对已有众多学者的成果进行算法式的综合与批判。这里所展示的图景与新古典的设想是非常不同的。在重新回到新古典框架之前，我们再对这个叙述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和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