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均衡论之所以备受青睐,具有诸多微妙的原因。它与多个比较重要的经济议题建立了联姻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些议题都可以采用“非新古典的”方式来加以探讨,但却被稀里糊涂地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一般均衡理论常常被这样来理解,即相对于比较贴近真实世界的、因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局部均衡”(以及“暂时均衡”等)而言,它强调了有一个更为宏观的经济系统的存在,个体的微观经济活动受到其他单位以及处于遥远地方的其他行为者的影响,经济系统内部存在着密切的、复杂的相互联系,有关的经济变量(例如价格)是共同决定的,等等;因此,不研究全局的情况,就不足以解释微观经济现象。
这是一种合理的观点。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类似观点的存在,才产生了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经济学。通过阅读相关的著作,普通读者们感到开阔了眼界,因为他们获得了常识之外、并且高于常识的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知识。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它至少是不全面的。个人或者微观经济单位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不能消灭他(它)们各自的独立性,个体的独立性及其相互联系是并存的,因而,经济变量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共同决定的,各个经济变量也各有一定的独立性。简言之,对整体性的强调不能走向极端。
相互联系的观点最终导致这样一些经济问题的产生:在规模如此巨大的分工与合作的体系中,各部分是如何相互衔接和顺利运转的(换言之,经济活动的“秩序”是如何实现的)?货物是否以及如何可以全部销售出去?就业是否可以达到“充分”的程度,以及充分就业如何实现?在较少的情况下,经济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平稳而持续的增长?等等。这些问题深深地吸引了经济学者们,它们被当作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这些问题被归纳为“一般均衡的”问题。当一般均衡论在上述意义上进行讨论的时候,论者们一般并不严格遵循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或者说,经典的一般均衡模型所设定的那些条件并未得到充分的注意,因而,它们实际上把一般均衡模型当作真实世界的一个合理的近似。在宏观经济学中,情况尤其如此。从本小节开始,我们在这种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讨论一般均衡。还是先从微观分析开始。
考虑自给自足的鲁滨逊经济。在鲁滨逊经济中,存在一般均衡问题吗?鲁滨逊自己生产物品,自己使用物品。对于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显然也就无须生产它。所以,如前所述,如果我们把“一般均衡”这个概念限于分工与交换经济,那么,鲁滨逊经济中就不存在“一般均衡”的问题。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了对产品销路的忧虑,并不意味着鲁滨逊是幸福的,因为他仍然很贫困,还会遭受失败。例如,由于某些意外情况(新信息)的发生,或者因为自己改变了主意(算法),他发现处于生产之中或者已经制作完工的产品自己不再需要了。也就是说,浪费并非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提醒我们,不能把“一般均衡”或交易问题视为全部的经济问题;在无分工或不交易的经济中,它甚至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一般均衡”只是我们应当提出和面对的众多经济问题中的一个。
现在我们把人数扩大到数人,例如,在一个家庭之内,或者在几个朋友之间,要制订生产、交易与消费计划。常识告诉我们,要保证所有的产品都顺畅地生产、交换和消费,也不是难事,因为大家可以开会,进行面对面的商议;并且,由于商议随时可以进行,已有的方案也可以不断地进行调整,以确保不造成严重的浪费。当然,开会的方式终归不如鲁滨逊的“自我交流”那样便利。当代社会科学越来越揭示出,人际协商也有困难的一面。算法理论也可以用于揭示这一点。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人们常常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互相指责对方倔强固执;尤其是在涉及共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计划时,可能会相持不下。更有一些意图以“不合作”来敲诈他人的无赖,无论怎样对其进行规劝,都无济于事。这种人往往是少数,但可能会严重破坏合作的气氛,甚至还会导致争斗和流血冲突。这样的事情在实际生活中不乏其例。(www.xing528.com)
再把分析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设想,一个为数数百万、数千万、数亿甚至数十亿的人口如何可以集合起来开会,如何可以“面对面”地协商问题。会议开不起来,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大家不必争吵了,也不必强求一致了。商品的种类和交易者的数目都很丰富。甲需要的东西,不能从乙那里买到,但可以从丙处购得。同样,甲生产的东西,乙、丙都不需要,但丁可能需要。于是,各人在制订生产计划之时,不一定要完全落实销售渠道,他不必对货物的销路过分担心。购买东西的人,也不一定非得去预订,他可以随兴所至,任意下单,也不必过分担心买不到所需的东西。这样一来,口舌之争反而减少了,人们的行动计划无需彼此相互捆绑起来,只需各自埋头做事。
由此也产生了一些缺点,主要是,正如我们通常所看到的情形,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估计来制订行动计划。他们可以与周围比较熟悉的人进行交流,可以通过媒体了解情况,也可以搜集统计数据,阅读研究报告;然而,这些工作远远谈不上是充分的。人们主要根据一定的(比较粗糙的)决策规则和行为模式来做决定。根据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实际情况大致就是如此。这种决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全体会议”开不成,人们又只是如此这般“自顾自”地进行决策和行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均衡”似乎成为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当它得以实现时,观察者发出斯密式的惊叹:一个个分散的个人,在未经协商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居然完成了如此巨大规模的合作,市场真是伟大!而当陷入危机时,观察者们又感到迷茫:既然均衡已经实现,怎么又会失去了呢?回顾一下经济史以及经济学说史,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意识到,标准微观经济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一个由错误与合理成分混合而成的、十分微妙的混合体。首先,它把当事人的行为模式设想为由一些函数所左右,它假设这些函数符合一定的条件。其次,它说,人们都按照最高智力水平行事。它同时论证这种“最高智力水平”就是遵从边际决策原理。这一下子就把计算的难度降低了,显得有些真实性了。这实际上是在试图展示新古典框架所用的“算法”是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因而是切合现实的。最后,它说,人们并不是不去“开会”;在人口众多的情况下,这种会议有一个开法儿,就是举行拍卖;各个当事人根据会议主持人(拍卖人)的喊价被动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一般均衡。这样一来,它既考虑了算法问题,又考虑了通信问题,还避免了漫无边际的、政治化的面对面商谈可能造成的僵局。一些新古典学者们之所以如此抗拒批评,就在于他们认为,他们为一般均衡的达成提供了上述似乎颇为“可行”的道路。
我们已经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批驳。实际情况显然不能完全满足其中各个环节所规定的条件。现在要问的是:如果不能满足这些条件,经济是否就无法实现一般均衡呢?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法来促成一般均衡的实现呢?现实经济究竟应当视为均衡的还是不均衡的呢?均衡的实际意义究竟是什么?
本节将致力于解答这些问题。分析过程将建立在常识、常理和算法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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