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性”在新古典主义下的绝对化

一般均衡理论给人的印象是：从分析的范围来看，它是囊括一切的理论；从分析的深度来看，它是关注终极真理的理论，它猜度、描摹和论证世界的最终状态——尽管经济学家们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宣称过。

新古典经济学原本是从真实的市场交易出发的，可是，如前所述，由于交易范式的滥用和价格至上论的盛行，一切经济问题都逐渐变成了交易问题。至于在那个空前绝后的大交易完成之后，人们还将会做什么，以及对于此后生活的意义和世界的状态应当作何理解，经济学家们从来不去问这个问题，更不回答这个问题。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瓦尔拉把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相当明确地界定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区域之内，使之成为“纯粹的”经济学。可是，随着一般均衡理论自身日渐变得“纯粹”起来，该理论却显示不出它与外部“非经济的”世界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外部世界逐渐消失了。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之所以曾经受到广泛的追捧，显然是因为，罗宾斯提供了一系列构思颇为“巧妙”的说法，从而使得所有“不纯粹的”“杂质”都隐去了。例如，他把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技术的和心理的议题统统置于与效用相类似的地位上，这样一来，经济学家们就可以“放心地”专注于自己的领域了。迫于对制度与组织议题无计可施的状况，经济学家们如今都习惯于宣称，经济学在制度与组织的“框架内”行事。

可是，经济学处理“框架内”问题的手法，却让经济学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桃源”。新古典主义所理解的“最优化”（或“最优性”“最大化”等），就是要求当事人的思想和决策具有（观察者所认为的）毫无疑义的正确性，并且达到（观察者所认为的）最高的智力水平。由于决策必须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做出，所以各个当事人的思想必然就是千篇一律的，至少也是相互一致的，不存在冲突与矛盾。即使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要么被类比为效用上的区别，要么则被看作与“分工”相似——虽然不同，但却彼此和谐。一切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都被排除在外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未曾察觉的是，这一切都是因为新古典框架从一开始就隐含地假设思考与通信都不需要时间。正是这个假设迫使他们采用上述手法的。他们一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这个假设，一面不时地、生硬地引入新的议题（作为“添加物”），以图使其模型向现实靠拢。

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得一般均衡理论成为一种“末世论”。即使不是一整个儿的末世论，至少也是半个。其实，“一个”或“半个”都没有什么要紧。这就好比一块蛋糕，切掉一半，仍然是蛋糕，其本质一点儿也没变。现在笔者要说的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的一般均衡理论，要么近于毫无意义，要么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一般均衡论的说法：在某些假设之下，当事人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达到了某种稳定状态；在该状态，情况不能再改善了。以这种方式来建立理论，其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听到其他领域学者以及异端经济学者们的批评之外，笔者纳闷的是，主流经济学者们为什么不对此做出自我批评，反而奉这样的理论为“科学”呢？“最大化”“最优化”“最大限度的努力”这些说法是什么意思？如果这是指当事人所做出的决策对于他自己来说是最优的，这就近于废话（由于这种废话的存在，我们现在反而必须不时地声明最优化的这个性质了）。如果当事人不认为某个主意是最优的，他当然就不会选择那个主意。假如他选择了某个主意，又不认为它最优，这就是精神分裂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为，当事人的决策对于他自己来说永远都是最优的，这一点是不需要任何证明的。

因此，当事人决策的最优性，只能相对于他人（包括观察者）而言。新古典学者们似乎认为，当事人能够达到新古典学者们自己所设想的那种最优性。同时，他们也认为，这种最优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与谁认可或不认可它没有关系。可是，这种想法更让一般均衡论的意义坠入了五里云雾。如果说我们要以这种最优性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现实，把它当作对现实的一种解释，这无疑是片面的。的确，对于处于时空环境中的当事人而言，现实社会的某些方面难以变得更好，因而富有教益，这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而经验的另一面是，社会的另一些方面也是可以改善的，而且人们每天都在不断地改善它。如果社会世界在整体上是均衡的，那么个人还有什么行动的机会和必要性呢？因此，把现实社会看作一种均衡状态，这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www.xing528.com)

对此，某些经济学家们还有另一种说法：你自以为你在改良世界，其实，你的行为都已经处在预料之中，实际上，你只是在按照你自己所未察觉的某些规律行事。换言之，当事人在聆听一般均衡论的演说之后所要展开的活动，已经预先包含在一般均衡论之中。这种听上去霸气、实则令人恐怖的论调绝非笔者的编排。这里所论及的所有观念，实际上都充斥于主流经济学的文献。例如，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经济学家们就是这么想的。这种论调有一个明显的漏洞：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所以，我可能进行某个行为，也可能不进行某个行为。假如世界在我行动之前就是均衡的，我的新增的行动势必使之不均衡；反之，假如世界是因为我的行动而变得均衡的，那么，在我行动之前，世界必然就是不均衡的。如果“我”是一个较大型的组织的首脑或者某个大型集体行动的领导者，这个问题也就更加显著了。

这个质疑绝非我的首创。笔者相信，这是任何接触一般均衡论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这个难题说明，社会科学理论根本就不能采用类似于一般均衡论这样的方式来构造。社会现实总是由合理的事情与不合理的事情混合而成的，是由已经完成的事情、进行中的事情和有待于去做的事情所组成的，也是由已经认识到、因而已经提上日程的任务和尚未认识到、但仍然保持着的可能性所共同参与的。如此一来，就不能说社会在整体上是“一般均衡的”。不管“均衡”的含义有多么丰富，只要它是可证伪的，那么，种种“不均衡”就都可能作为一些实际情形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另外，社会科学既是描述和解释人的行为的，同时，它又是讲给人听的。由于人本身是当事者，是有关事实的有意识的制造者，所以，讲给人听的东西就不能完全使用决定论的样式；否则，客观上就有可能对人造成误导、麻痹、恐吓、欺瞒等负面后果。对于受众而言，这样的理论近于没有意义，几乎毫无用处。把它奉为经典，不客气地说，就是在歌颂和崇拜“皇帝的新衣”。

在这个困境面前，一般均衡理论又生发出一种新的意义，即前一小节已经论及的：一般均衡论对社会现实具有某种批判和指导的意味。一般均衡论描述了聪明人的聪明思想，或者说它勾画了一种比现实社会更为理想的状态。它暗示，人们应当如此这般地行事；或者说，它预测，社会早晚将进入这个状态中。通过把真实现象与这种理想状态做对比，经济学家们把某些真实思想与行为斥责为“非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一般均衡论，比前一种要稍微有道理一些。不过，由于这种理论所针对的是高度抽象和失真的问题，它对真实当事人是否的确具有指导意义，仍然是大为可疑的。例如，如前所述，边际决策方法在一般均衡模型中随时都能够奏效，而在现实世界中则远非如此。经济学家们要想帮助实践者，途经可以是极为丰富的。采用这样的方法，投入过大，而收获太小，是不值得的。例如，博弈论者创立了许多小模型，反而给人以很大的启迪和助益，因此，博弈论很受欢迎，其传播速度也很快。

作为一种关于“末世图景”的预言，一般均衡论把世界在整体上推想为一种确定的静止状态，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对此，我们在下一小节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