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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至上论的陷阱:认知误区与交易范式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算法的方法是采用否定法,即只要我们认识到交易范式与价格至上论的武断性,揭去了这层面纱,走出了这个误区,那么,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丰富多样性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了。最为重要的就是认识到交易范式不是普遍适用的,价格至上论乃是一种幻想。

价格至上论的陷阱:认知误区与交易范式

科斯和张五常在讨论“科斯定理”时所持的对立立场,在讨论企业的性质时却颠倒了过来。在《算法》中,笔者曾经这样来介绍他们的不同观点:在企业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争论,发生在罗纳德·科斯和张五常之间。张五常认为,企业是要素市场对产品市场的替代,是一个“合约之网”,“因此,硬要问企业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毫无益处的”;[19]科斯不同意,他赞同D·H·罗伯逊所说的企业是“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的说法,“指挥是‘雇主与雇员’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20]企业里“存在一种控制权,……它是在一个通常完全不同于独立的签约者的方式上使用的。企业的界限是由管理的结构规定的”[21];“企业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在一定范围内,雇主有权控制雇员的行动。”[22]现在我们来详细解释一下算法理论如何用于平息这个争论。

张五常在批评科斯定理时所持的“结构性观点”,在企业的性质问题上却转移到了与新古典相接近的立场,这就是对交易范式的任意使用,或者,“相信”交易范式是可以普遍使用的。当然,张五常与价格至上论保持了距离;在他的眼中,交易的条件主要体现为交易合同,合同有没有价格,并不要紧。他在介绍他的《佃农理论》这篇论文时曾经这样写道:“佃农分成的合约内完全没有价格,有的是一个百分比。因此,佃农合约必须有其他条款,使合约成为有结构性的文件。但想深一层,所有租用或雇用合约都是结构性的,是否白纸黑字写下来是另外一回事,而又因为合约中若有价格的存在,经济学者就什么也不顾了——此乃大错。”[23]这就是所谓“契约经济学”的基本想法:把交易条件由单一的数量型数据(也即价格)扩展到非数量型的数据,从而使之成为多种类型的变量或数据的组合,但是,交易仍然是交易,交易范式本身并未受到质疑。我们可以称此为一种“弱的新古典立场”。

科斯的反驳则是针对交易范式本身,他明确要求经济学家们必须直接面对“权力”这个问题,必须设法定义人与人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说明其为什么会存在,而这种关系显然是以“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利”为核心的、主流的交易范式所无法解释的。有了算法理论,现在我们知道,权力缘起于人际意见分歧作为一种常规现象的存在;因此,在一些情况下,强行建立一致性会得到额外的利益,于是,有人就会拿这种利益来“收买”他人,使其放弃自主权而听命于他。这种关系在整体上固然是一种交易关系,而科斯意见的价值在于:即便如此,解释仍然是不够的。

张五常的观点反映了经济学的受众们长期为这种逻辑所迷惑:商品交易固然事实上并非时时处处可以进行,但是,鉴于某些部件结合为一个整体商品后是可交易的,我们便可以“近似地”理解为这些部件本身也是可以交易的。同理,长官命令一个人去执行他的指示,这是一种单向的、非交易的、不平衡的关系(就好像“权利”这个概念一样),可是,被命令之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得到报酬与奖励,所以,最终还是交易关系“获胜”了。我们现在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不符合科学准则的、无意义的、具有迷惑性的武断之论。原因在于,与之相反的命题也具有同等的效力,即:根据以上现象,我们也可以说,交易范式没有任何用处。鉴于许多对象都只是不时地、偶尔地进入交易,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理解为它们“最终”被抛到了交易体系之外。这两种说法有什么不同吗?哪一个命题更有说服力呢?这就好比交通信号灯在红灯与绿灯之间不停地变换,甲说:“所有的红灯最终都变成了绿灯,所以绿灯是主要的、普遍的、最终的和有代表性的信号灯”;而乙说:“所有的绿灯最终都变成了红灯,所以红灯才是主要的、普遍的、最终的和有代表性的信号灯”。这两种说法难以决出雌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武断的,并且是没有意义的。

经济学者们被这种强词夺理的逻辑绕了进去,受其影响很深,以致大家长期地信奉交易范式。笔者甚至认为,契约经济学的出现固然是一种进步,然而,研究契约经济学的学者们扩展地理解交易条件的后果之一,就是把交易合同本身类比为一种“扩展的价格”,其结果反而是加强了交易范式。这就好比把服务类比为商品,把脑力劳动类比为体力劳动,把交易费用类比为生产费用。这种类比的结果是强化了“新古典的信念”,而不是削弱了它。(www.xing528.com)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来定位人际控制关系或“权力”本身呢?算法的方法是采用否定法,即只要我们认识到交易范式与价格至上论的武断性,揭去了这层面纱,走出了这个误区,那么,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丰富多样性也就自然地显示出来了。这就好比地球上为什么有山、有水、有人,我们解释不了;或者,作为社会科学学者,我们认为对之进行解释并非我们的使命。当我们着手研究工作时,地球上的这些状况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任务是以之为前提,做下一步的推演。而现在有人说,地球上的一切都来自某种单一的粒子,那么,不是我们,而是这个人本人必须做出自己的论证;假如他不能做出适当的论证,以致其论点被判定为不可信,我们当然就仍然坚持原来的前提和工作方式,不必理会他。具体到人际控制关系,我们暂时也不可能解释导致这种现象的全部原因以及每一个因果环节。最为重要的就是认识到交易范式不是普遍适用的,价格至上论乃是一种幻想。丢掉了这个幻想,则不仅人际控制现象,其他一切异质性的、结构性的活动或现象的意义与地位也就都显示出来了。我们固然可以通过诸如上述“在人际分歧中构建一致性”的思路来不断地扩展交易范式的解释范围,然而,即使没有这样的解释,人际控制关系仍然在那里,在我们的视野中,其中的诸多环节(诸如个人可以“扮演”他人或一个假想的主体,等等)即使凭借常识也是可以理解并视为当然的。正是对交易范式的滥用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想象才导致我们对权力的存在产生困惑的。

价格只是一种片面的信息,商品交易只是一种片面性的活动。这种片面性不仅针对整个世界,而且也针对商品本身。这就是我们在本节中力图表述的观点。不仅商品只是不时地用于交易,而且,很多对象都从来不进入市场之中。在经济史上,市场的范围的确是不断扩大的,不过,由于知识体系总的来说处于持续扩张之中,很多其他领域也随之不断扩张,所以,市场的扩张并不是一种独有的现象。市场的扩张未必意味着其他领域的缩小(例如,国家的地理范围也扩大了)。需要注意到,鉴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许多领域不仅现在未能进入市场,以后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入市场。人们进入交易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走出交易;对于社会来说,市场的意义恰恰在市场之外。“市场的扩张意味着其他领域的缩小”,“商品交易终将湮没一切”,诸如此类的简单化的想象正是新古典主义的产物。

在新古典经济学所犯下的各种错误中,对交易与价格工具的滥用最不容易得到澄清,因此,本节用了较大的篇幅来说明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基础。价格至上论的产生还与关涉整个市场而不是单一市场的一般均衡理论有关,因此,还需要放在一般均衡的背景下来进行批驳。对此将在后文中(尤其3.8.1~3.8.2 节)再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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