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陷阱：反思鲁滨逊、米塞斯、哈耶克的立场

关于经济学如何迷失和困惑于交易范式和“价格至上论”，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这些例子不仅涉及主流学者，而且涉及以批评或补充主流经济学为目标的非主流学者。

第一个例子是“交易学”（catallactics）。“交易学”即“交换的科学”。理查德·惠特利大主教提出这个术语，意在用它取代“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交易学”的发展，无疑在推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新古典时代的交易学却逐渐变得极端化了。这突出表现在这样一个观点当中：商品交易无处不在，即使在自给自足的鲁滨逊经济中，它也照样适用。鲁滨逊的工作产生了“改变商品方位”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可以认为他是在跟自己做交易。在持有这一看法的人当中，熊彼特也赫然在列。这种看法虽然极端，却反映了典型的“新古典的”观点。这就是：只要有需要，交易随时就能发生；通过交易，均衡即可实现。在这个用法上，“交易”实际上已经等同于任何一般性的工作或事务（或者等同于我们常说的“调整”一词）。因为，任何工作实际上都是移动某种东西（按照算法理论，思维活动也是如此）：把某个东西分隔开，把一种东西移过去与另一种结合，等等。我不确认主流学者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进而，交易活动被假定为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其代价可以忽略，这就意味着任何活动的代价其实都可以忽略，经济学因此也就不必研究什么了。——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需要注意到，这种对交易的滥用是受到惠特利的明确反对的。^[12]

这种交易观典型地反映了新古典主义的观念，这就是：存在一个内部完全一致的真理体系，个人完全服从于这个体系，每个人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或角色，因此，个人之间不存在冲突，而商品交易则是出于这个体系的分工生产及其正常运转的需要。这里不存在人为的因素，不存在超出物品流转之外的其他“社会性的”因素。交易是对商品控制权的一种转移，把它从一个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这种转移的意义被完全忽略掉了。反过来，只要新古典经济学暗含地假定计算与通信的代价为零，并且，沿着这个思路，进而再忽略掉交通成本，那么，它也就只能持有这样的交易观了。这不是对其基本逻辑的违背，恰恰是一种十足的忠诚。

第二个例子涉及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在许多重要方面都被视作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和竞争者，然而，他却坚定地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对于任何一种财货，其现在的价值总是高于未来的价值。这个观点在《人的行为》中被作为一种通行的原理来使用，从而得到了反复强调。一般读者所未曾觉察的是，这个看似雄辩的观点却包含着一种“价格至上论”的因素，因为它暗示了这样一种经济学的教条：现在就是对“未来”进行贴现的结果。这种论点的错误并不在于相反的观点正确，即“财货的未来价值高于现在”；而是在于，它暗示了一切未来的因素都可以被数量化和货币化，因而完全可以如同人们计算利息时所做的那样来纳入一般成本核算的行列中。所以，“现在就是对‘未来’进行贴现的结果”是“价格至上论”的一个变体，是其在时间议题上的一个运用。“时间的价值可以货币化地予以衡量”，这就是该观点的本质。这个本质显然是米塞斯宣布他要建立超出“交易学”的“人类行为通论”（praxeology）时所未曾意识到的。典型地持有同样论调的人还包括加里·贝克尔。在他关于消费经济学的几篇论文中^[13]，贝克尔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把时间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资源、变量和“成本项目”，引入新古典式的函数计算。这种引入时间的肤浅方法实际上只是宣扬了一个观念，即时间是有价的，它与（函数中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其他因素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并不妨碍新古典原则的普遍适用。翻开经济学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理念或观点几乎无处不在，例子不胜枚举。“万物皆有价值，而这个价值一定可以设法表示为货币或其他商品的数量”，这是整个经济学界的一般观念。大家都把数据类型看作一个可以忽略的、技术性的小问题。即使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可能由于不知其究竟错在何处，因而也采取了默不做声的态度。(www.xing528.com)

下一个是哈耶克。哈耶克无疑是批判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箭头人物。在他的著名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哈耶克提出了人们如何相互间接利用对方的知识以及价格体系的相对重要性等问题。哈耶克的作品曾给笔者以巨大的启发。现在，在一个统一的逻辑系统之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他的论点是非常“算法的”。然而，其中仍然包含着瑕疵，这种看似微小的瑕疵，客观上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他认为这种通过观察简单的价格信息就可以间接地利用他人的丰富知识的方式很神奇，“涉入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14]，因而，他称之为“奇迹”（marvel）。出于反驳制度设计的观点，他急切地把这个“奇迹”与斯密－门格尔式的“行动的意外后果”联系起来，这就给价格体系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然后，他又强调指出，类似的现象是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理应包括对价格体系的批判，而哈耶克在这里的态度与口吻却来了一个大转弯，转而对价格体系抱欣赏与玩味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是与米塞斯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时的立场相一致的。这样一来，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就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奇迹”说影响很大。结果是，新古典学者们抓住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价格至上论”，然后宣称，哈耶克所创立的这个“信息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吸收”了。

有了算法理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知识的传播、继承和发展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明了的事情。可以说，其中并无神秘之处。由于通信与计算能力的局限，如果不做刻意的努力去了解，接受知识的人当然就不会知道特定知识的来源和背景。为了节约用于计算的资源，他也会尽量避免去了解详情。简化计算的动力是非常强大的。简化计算是迫不得已，不能据此认为当事人很“高明”。而且，价格信号也未必总是正确。从上下文来看，后一个观点其实是哈耶克完全可以同意的。这些特征不仅针对价格信息，而且针对一切类型的信息和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信息与知识既都可以在一定的情况下视为某种综合了其他大量知识与信息的“信号”，同时，这些信号都未必完全准确而有效。另一方面，一个人的行为产生了对于他自己来说“很意外”的后果（例如关于商品交易的“安排”及其所产生的价格信息），绝不意味着别人没有注意到这个后果，也不意味着别人不可以有意识地利用它。包括价格体系在内的超越于个人的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存在”，无不是这样造成的。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半内在化”的现象，一切就都变得稀松平常了；进而，我们自然也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看法，即把（哈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工作为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已经不再有显著的必要性了。我们还需要寻找新的有挑战性的议题，包括以新的方式来重新构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