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之一,在于把某物与它的后果相混淆,把某物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表现与它的全部表现相混淆,以及把某种行为的最佳表现与它的全部表现混为一谈。在本小节,我们来进一步说明相关的道理。
一定的商品具有一定的性质与功用。它在某种情况下被其主人拿去与别人做了交易,交易产生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被搜集起来,作为其他人评估这个商品时的参考依据。新古典的主张是,这个价格神奇得很,需要予以特殊的尊重。这就好比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中逛来逛去,在这儿留个脚印,在那儿跟人讲话。我们想要了解他,而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有一种非常可靠的方法,既简单,又全面,那就是请你去看看“××数据”,一切就都清楚了。这种断言当然是不可信的。
走不出这个陷阱的人,常常会迷惑于这样的想法:可以相信,某物总会有个价格,即使它并不时常被交易,甚至它从来也没有被交易过。价格就是某个正数,它介于0~∞之间。一物要么比另一物贵,要么则比另一物便宜。在理论上,或者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或者按照某种假设的方法,总会产生或测度出它的“真实价值”。这就好比每个物体总有一个高度,这个高度一定位于刻度表上的某个位置,即使我们眼下暂且不知道它的具体数值,即使我们的测量或推断存在误差,这个数值怎么可能会不存在呢?只要沿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商品的价值也就很容易完全变成一个数量问题了。
这里的原因,就在于一物的价值或意义往往需要从多个方面去衡量。用数学语言来说,就是需要设置多个变量,采集多种类型的数据。而对于这些不同变量或数据我们一般不可能完全通约它们,也即,我们不可能把其中的任意一种数据圆满地转化为另一种数据,以致该原始数据此后即可被弃之不顾。某种物品(据信)将会有个价格,并不表明它只能具有价格特征,而不具有其他特征;某种事件(据信)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变动的后果,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同时引致其他后果。所以,对于任何时空环境中所形成的具体价格而言,我们绝不能相信,所有其他的特征都已经反映在“价格”这个变量和维度上。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之一,就是它暗示或相信所有变量都可最终为“价格”这一个变量所“代表”;不同类型的信息最终都可化约为“价格”这个单一的数量型信息。这是武断的,并且是不必要的。
上述道理的表现之一,就是当某物在特定方面的表现维持不变时,它在其余方面的表现却可能变化。这就好比一部机器,机身上有多个螺丝。一种情况是:只有把全部的螺丝都拧紧,每个螺丝才能拧紧;而另一种情况同样可能存在,即其中的某些螺丝已经拧紧,而其他螺丝却是松动的,这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密切。这里存在着一种“离散性”或“不相关性”。
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商品价格在反映商品的性质与功用上只具有有限的作用。这是因为,价格只是一种实数,虽然其数值可以非常密集、非常丰富,甚至非常精确,但是,它终究只是一种数字,而不是别的。例如,它不是图形,也不是声音,它表达不了图形和声音所表达的那些东西。基于各种正反因素的相互作用,经过某个市场过程之后,价格最终被确定在某个位置,这不是因为它把商品的种种特性已经反映完全了;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它反映不了更多的东西了,“价格”这种工具的作用已经发挥到最大限度了,它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就好像一个水缸一样,它已经被水给注满了。
“价格代表商品全部价值”这样一个想法,也许还基于以下理由:交易意味着对特定商品的放弃,所有者得到了“价格”作为补偿,所以,价格可以视作“商品全部价值”的替代物。然而,持有这种想法的人仍然把价格神秘化了。如前所述,一种物品有什么功用,它的功用又会进一步产生哪些其他的功用,谁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所以,无论在交易中怎么估价,价格都来自有限的知识。价格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数字,而估价活动,用俗话来说,“也不过是那么回事儿”,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给个数字就完了”。它的严肃性、以及它能达到的精确性都不会比其他活动超出太多。各人的知识与智力水平参差不齐,而且会犯错误,讨价还价只是人生要参加的无数种智力竞赛中的一种,因此,参与市场交易,有胜也有负,有成功有失败,不过如此。(www.xing528.com)
从上述意义上讲,价格信息如同其他一切信息,既在“反映”客体,也在“扭曲”客体。这就好比有一台秤,我们要用它来衡量一个人的肥胖程度。一般来说,比较肥胖的人体重数值也会高一些,然而,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因为比较高的人也会比较重。新古典经济学意在描述诸如此类的一致性,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另一面。
为了理解价格体系的局限性,还可以进行“换位思考”:鉴于价格只是反映商品价值的指标之一,如果一定要构筑“一般均衡体系”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考虑不围绕价格信息,而是围绕其他种类的信息来进行。例如,商品的交易数量就是一个选择。某些经济条件的变化将会引起商品交易量的波动;可以认为,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信的,而这种效应与它引起价格变化的情况是类似的。商品交易量有时变动剧烈,有时则相对稳定;据此我们可以尝试提出“均衡”的新定义:前者意味着不均衡,而后者则意味着均衡。这种定义方式是否一定比以价格为中心的方式差呢?一些观察表明,在市场的运行中,价格变动与交易量变动有时候是一致的,而有时候则是背离的,我们如何来理解它们所发出的不同“信号”呢?我们一定要采取某种厚此薄彼的态度吗?——实际上,老练的交易者都掌握一个基本的诀窍,那就是在研判市场行情时,除了价格信息之外,至少还要再看看交易量。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交易量信息可能具有价格信息所不具备的独到作用。
再举一例:要检测一架飞机的飞行性能,工程师们通常会设置非常丰富的指标,这些指标分散地、密密麻麻地显示在仪表盘的不同位置上。这相当于采取不同的途径来判定是否“均衡”。每一个指标都不能完全被另一个指标所取代。假如存在某个可以囊括一切的单一指标,仪表盘也就无须设计得如此复杂了。进一步地,假如所有的指标都合格,是否就意味着飞机一定不存在任何隐患呢?实际上,没有工程师可以对此给出完全肯定的答复。
还举一例:要衡量台风的危害性,气象局的科学家们也要进行繁复的科学检测,然后把众多指标综合起来,分别赋予每种指标不同的权重,然而编制成指数;再根据指数数值的大小,发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警报。对于公众来说,一般只需要察看警报的颜色,就足以制订自己当天的生活计划。如果还要了解得更详细一些,可以在气象局网站上查看具体的指数数值,甚至查看其他有关的具体指标和数据。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道理:1.我们运用某种指标来判断某个对象,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对于台风的判断,一般只需要设定4 个数值就足够了。也可以考虑用这种“涂颜色”的方法来判断商品的价值,只不过,我们一般希望对商品价值的判断比较精确一些,而数量型的“价格”指标具有远比几种颜色更为丰富的价位和表现力,所以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要求。2.对相当大范围内的多组数据,只以单一颜色来表示,这是一种粗略的做法。就商品价格而言,类似情形也不能完全避免,即多种情形都只能以一种价位来表示,因此,价格相对于颜色的优势只是相对的,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区别。前面关于篮球运动员的工资等事例表明,价格型数据无法做到在特定的价位与特定的信息之间建立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它的表现力也是有局限的。3.要想提高对台风了解的精确程度,就要看在警报颜色背后的数据;同理,要想提高对商品了解的全面程度,也要看在价格之外的其他信息。精确性、确切性、全面性在原则上是没有限度的。
“换位思考”的目的在于说明,对于所要认识的对象来说,一般而言,我们在任何时空位置上所拥有的具体知识,都不会那么尽如人意,我们一般不能够百分百地认识任何一个对象。这就好比一个穷人睡觉,他的被子不足够大,盖住了肩膀,则脚会露在外边;盖住了脚,则肩膀就会受凉。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一些人常常就会陷入幻想,就会做夸张的推断,而这种推断常常是受到潜意识的驱使,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在经济学界,这种利益尤其明显,这就是:鉴于数量型计算是如此简便易行,如此客观而有说服力,强调和夸张价格体系的作用于是就会凸现经济学的“科学性”(因为,据说,使用数学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增强其吸引力;经济学家们也就可以在“发现”的愉快中让自己辛劳的大脑休息了。学者们一般总是急于建立某种严整的知识体系。在大众面前,说“我知道”总比说“我不知道”要好一些。尤其是,面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挑战,西方经济学必须以强有力的方式来论证自由市场的有效性。情急之下,经济学家们就开始强词夺理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鉴于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追问:同一个本体的不同侧面的特征、从而不同类型和种类的信息之间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最终关系”呢?对此,我们只能回答说:不知道。不同的信息之间可能是彼此独立、互不关联的,也可能是相互补充的,或者是相互印证的,因而具有重复性。人们在任何时点上所拥有的信息(在任何意义上)也都不大可能是“完整”的,因而,建立它们之间完美关系的愿望一般也就不可能实现。客观世界就是这样的纷乱和不规则。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可以有两种态度或方法:1.承认和面对这种局面,而不是抹杀它。避免因为急于抓住所谓的“规律”,而不幸地掉进片面性的错误之中;这只会妨碍而不会有利于我们认识真相。2.需要认识到,把这种混合而不规则的局面视为一种常态,是一种审慎的做法。因为,假如世界最终被发现具有类似于新古典主义者所说的那种可理解性与规则性,它必定会在我们对于这种混合性的研究中显示出蛛丝马迹,从而避免被我们错过。也就是说,算法的方法是包含新古典主义的,而新古典主义作为一种假想出来的极端的和特殊的情形,它不能容纳算法世界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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