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产函数为例：函数关系并不能完全反映结构性关系的复杂性

较早期所展开的对于边际分析的批判，主要是指责这种方法不可能普遍适用。^[6]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种方法的使用是有条件的；换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承认这种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它只能应用于特定的情形。当然，这种“承认”又是含糊的，因为有些研究者居然声称诸如函数的凸性等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是一种数学上的游戏，笔者无意正面介入。只要我们变换一下角度，转到算法的轨道上来，这个问题就会变得十分容易理解和澄清。

问题首先不在于函数的形状如何，而在于函数本身。例如，就生产函数而言，我们可以把它的形状理解为对于特定的资本结构的描摹。一定的机器、场地与人力的比例与组合状况，导致产出数量与投入数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比例和变动规律。结构确定了，这种关系（或者走势）也就确定了。就此而论，对函数的使用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问题是，这种数量性关系只能局限于较小的范围，也只能短暂地存在。结构性的关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往往既不是连续的，也不是单调的；这些关系绝不可能全部反映在函数式中。例如，对机器较为密集的使用容易使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冲击面前变得脆弱，妨碍未来可能不得不进行的设备更新工作；这种利害关系如何反映在函数式中呢？鉴于所有的结构性因素最终都会影响产量，因而都必须在决策中予以考虑，按照新古典的逻辑，函数关系也就必须把它们都包括在内，而这一点是不大可能做到的。函数也许比较适合于刻画既定结构下的数量关系，但它不是刻画“结构性的关系”（或曰“定性关系”）本身的合适工具。设想一下，假如某个老板要求他的经理提供一份关于其工厂生产能力状况的报告，这位经理是写一个函数式呢，还是提交一份书面文字报告？笔者的实际观察是，所有的报告都以书面文字为主，只是偶尔夹杂一些数字和图表；笔者从未见过把它写成一个函数。——请注意，我们正在谈论“数据类型”这个概念。

“结构性”的含义之一是，面对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对象，原则上讲，我们不能奢望可以用任何简单的、单一的数据类型、关系类型或者计算类型来进行表达和处理；用任何单一的标准去衡量，总会发现一些冲突与矛盾，总是不能完全适应。具体到一个工厂，我们可以从直觉和常识上多角度地来理解其中的“不一致性”。众多机器设备都是一些人造物，它们一般都来自不同的供应商，它们是这些供应商在不同的年份和不同的地点建造的，它们反映了众多设计师不同的理念与设计风格，而这些设计师之间无论在设计之前还是之后一般都没有进行过密切的沟通，社会上也不存在哪种现成的机制来保证使他们的思路协调一致。这就是说，各种机器设备的兼容性一般都不是十分理想的，可以说都是勉强使用的，甚至不排除某些功能之间会存在冲突。而就这些机器设备所服务的生产目标而言，某些配置是奢侈的，某些是简陋的；某些是超前的，某些是落后的。重要的是，这些机器设备都是定型的，而不是可以随意拆装和更改的。机器的特定功能只能按照特定的方式去使用，而不能把相关的部件任意地拆卸下来，使用于其他场合（这样的再配置只有在不考虑相关成本与“麻烦”的情况下才具有可行性）。这就导致了生产中的资源有时候是不足的，而另一些机器设备同时却是闲置的。另一种情况是，市场上出现了某种技术上更为先进的机器，但为了利用现有的旧设备，只好放弃技术更新，或者只好容忍新旧设备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凡此种种无奈之处，有过实际经验的人一般都深有体会。这种冲突与思想世界的内在冲突是类似的，或者说是思想冲突的一个“反映”。这种用“不一致”的眼光来看待外在行动与物理对象之间的关系、或者物理性存量的内部关系的方法，是算法方法的一个特色，我们将持续反复地使用。

引入函数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相信”诸客观对象之间存在着某种彼此一致的、理想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终究可以为研究者所认识；可是，这种“相信”本身是武断的，或者，即使这种理想的关系事实上的确存在，各个当事人也未必能够充分地认识到它的存在，研究者可能也难以把握它。相反的假设与这种假设又有什么不同呢？(www.xing528.com)

以上论述也许不能从正面直接驳倒生产函数的存在性。因为，过往的经验表明，无论如何进行反驳，新古典主义者都会发明出新的说法——尽管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够令人满意地提供一个真正真实而全面的生产函数。不过，上述情况却足以打破任何一个既定的函数。也即，只要某个人声称存在某个形状既定的函数，我们很快就可以证明那个函数已经不适用了。实际上，如同对待效用函数的方式一样，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也是这样来对待生产函数的，即只要发生技术变动，那么，就立即生成一个新的生产函数。这种方式可以近似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含蓄地否认生产函数的普遍性。因为，按照生产函数的这种定义方式，技术变动将是十分广泛、多样而常见的，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有关企业生产的任何“定性的变化”，其实都属于“技术变动”之列。至少，函数的表达是笨拙的、低效率的。数学方法的使用者们总是辩护道：数学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理论表述的效率。然而，只要经济学家们看清了自己所要表述的对象的性质，全面理解了表述工作的真正任务，真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继续这样来辩护。

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是不大容易被彻底驳倒的，因为它包含着局部的真理，因而总会表现出一定的说服力。关键性的批驳在于，经济学家们“闻一知十”，他们做了过分的想象。既然同时面对着肯定性与否定性的证据，为什么只看见其中的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呢？难道是上帝偷偷地把“终极真理”泄露给了主流学者们吗？真相显然在于，为了偷懒，为了构建形式上的完美性，或者，出于某种哲学观念的影响，经济学家们被“一般均衡”这个概念强烈地吸引住了，以致他们“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人们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问题给困扰住了。这就好比古希腊“阿基里斯追龟”的故事：在一定的问题或思维方式之下，阿基里斯将会无所适从。这种通过求诸认识论而消解问题的方法，我们不得不再次加以采用。因为，问题本身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相遇”而产生的。

最后的批驳则有赖于新的方法论的建立。只有通过与新的体系进行相互对照，人们才会下定与旧方法告别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