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框架需跨越矛盾与冲突，揭示有效性函数的内在一致性

效用函数的实质既是预设了一定知识存量的存在，而且，它还意味着这些知识存量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也即，个人不会做出自相矛盾的决定，不会自己否定自己。反过来，倘若自相矛盾的情形发生了，主流经济学对此的解释则是：个人的偏好发生了改变。

偏好的确会改变，可是，首要的情形是，即使它不改变，其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彼此一致的。这不是特殊情形，而是普遍情形；不是病理性的状况，而是正常状态。在一些精心设计的实验中，现代经济学家们对此做出了很有说服力的证明^[4]，而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森不可能性定理等只是揭露了冰山的一角。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在算法框架下，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理性有限的个人处于计算过程之中，而计算就是化解逻辑矛盾，建立一致性，那么，在所有的计算完成之前，知识存量体系当然就是一致性与矛盾相并存的，这必定是一种常态。如果再加上思维活动所发生的“弯曲”，这就更容易理解了。保存于任何地方、或者以任何方式生成的知识体系，我们都不能幻想它不包含矛盾。这也是不必要的。我们不必幻想终极的知识体系——假如它存在的话——不包含矛盾，更不必幻想处于时空情境中的具体知识不包含矛盾。

有矛盾没关系，发起行为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人们整天忙碌着，要么在思考、反思或纠错，要么则在展开物理化的行动。这不就是解释现实社会的一条捷径吗？为什么要先假定不存在矛盾，然后再来冥思苦想地解释“社会行为”呢？这不是一条舍近求远的路吗？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经济学“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实质。

写到这里，一些读者可能会问：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可是，若不如此的话，难道假定“不存在效用函数”就是合理的吗？每个人都有他的脾气和爱好，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难道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吗？对此你又有什么“高招儿”呢？

我们分为几个方面来回答：

第一，鉴于存量知识的具体性和客观实在性，知识本身就是为高度灵活的计算提供方向的。计算原本是茫然不知所之的，知识引导了它，所以，知识的有用性恰恰就在于其倾向性。“模式”这个概念则典型地刻画了这个意思。个人的确有某些偏好，而不是没有；的确有某些知识，而不是没有。效用函数表达了这个意思，这是其正确或有价值的方面。(www.xing528.com)

第二，不是说新古典的立论方式完全错误，而是说它非常片面，它忽略了知识体系中矛盾的一面。思想存量化了，它是“死了”，但这绝不意味着它对于任何冲击或信息输入只能做出简单的、单一的反应。一堆内在着矛盾的思想摆在那里，往其中输入信息，得出来的结果前后矛盾，这是很自然的。思想体系的高度的丰富性、异质性和碎片化会加剧这种状况。这会让观察者们误以为当事人的偏好发生了改变，其实，在极端的情况下，那里也许什么都没有变。一颗弹球被射入一个结构复杂的“魔盘”，其行进的轨迹往往很奥妙；这种现象与此类似。机械性与矛盾和诡谲多变可以并存，而后二者并不适合用函数来刻画。对于像个人偏好这样的对象，我们可以刻意刻画其事实性、确定性甚至机械性，同时又要把矛盾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纳入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函数在总体上显然不是合适的工具。

第三，如何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呢？这个任务看似很困难，实则有容易的一面。这就是，我们研究者生活在真实世界中，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探察和了解真实当事人的意识活动和思想状况。正反两方面的分析性成分很多，它们结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对此不要光是坐在屋子里去推断，因为现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已经把有关因素综合起来了，已经把丰富的范例摆在那里了，我们应当首先去看个究竟。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思路与态度，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们将在第三篇中再做进一步演示。

第四，丰富的现实范例不仅摆在我们身边，而且，重要的是，我们研究者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爱好也是由一致性与矛盾组成的混合物，我们的理论是与现实世界相比照而存在的。只要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必急于建立什么“纯粹”或“完美”的理论，理论只需要具有某些区别于当事人日常思想的特点（也即比较优势）就可以了。这就是算法理论所揭示的如下道理，即本体论与方法论既相互区别，又互不分离；在谈论方法论的时候可以引用本体论来提供支持，而在谈论本体论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方法论；否则本体论就不够完整，就有迷失方向的可能。

第五，鉴于效用理论与常识的冲突，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不得不补充道，效用函数是可变的，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的效用函数可以是不同的。至于函数为什么会变化，教科书中并不存在任何“理性的”解释。这种理论与承认“不存在效用函数”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个人的选择前后矛盾，经济学家们总可以回答说，效用函数变了；所以，这是不符合卡尔·波普所提出的“证伪原则”的。对此，算法理论则可以提供全面而合理的解释：知识存量规模庞大，它的改变是通过临时计算来进行的，所以，个人偏好既会改变，而它的改变又是缓慢的、边际性的；在任何通常所谓的“短期”之内，被改变的部分都是一个相对很小的比例。改变意味着可能消除个人头脑中原有的矛盾，同时，作为一个新出现的部分，它又有可能产生与其他原有部分之间的新矛盾。这一点又与“个人头脑中内在着矛盾”的看法相互一致。这再次印证了这个道理：既然坚持一致性，就不要再探讨改变；变化只能在矛盾中产生。这是主流学者们所未能参透的大格局。

第六，从分析技巧上说，新古典理论把人的思想切分为两面，只坚持个人偏好的内在一致性，虽然这为数学方法和演绎法的运用暂时带来了便利，但却顾此失彼，为后来的分析念起了“紧箍咒”，给它增添了无穷的麻烦，使理论推演变得异常复杂。为了使用数学方法，满足其需要，经济学家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做出大量不切实际的假定，从而使得经济理论变成了一种类似数学游戏的东西。从主流经济理论的整体来看，函数方法对于达致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主要目标收效甚微，所以，这种方法不仅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极为笨拙而低效的。算法式的综合方法则要简单而高效得多，对此本书将从众多的角度做反复说明。

第七，反对者还可能会说：个人的选择有矛盾，而你说人的头脑中本来就有矛盾，这办法固然容易，可是，你的解释工作体现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是可以提出的，但却是一种误解。先从指令系统讲起。我们虽然假定人脑存在一个指令系统，却并不同时假定这个系统与它的认识对象、也即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任何“相符”或“不相符”的关系，也不假定这个系统是内在一致的。这就是“形而上学中立”。那么，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只是坚持这样一个事实，即个人的即时计算能力是有限的，因而计算需要时间。如果这一点是可以接受的，则矛盾的存在就可以推导出来了。这就是说，矛盾的存在不是我们的预设，而是我们的结论。这与新古典体系是不同的。做出这类预设的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暗示了有一个完全没有矛盾的终极知识体系在前方等待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