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存在与实体化

可能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会举出许多证据来证明主流经济学并没有把思想与通信排除在外。例如，除了上述边际决策方法和拍卖人模型之外，瓦尔拉明确谈到了“人力资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则强调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他们都把这些因素当作“资本”这个概念的一部分。主流经济学文献中充斥着“脑力劳动”“劳务”等术语。既然工资应当毫无疑义地视作对劳动者体力与脑力耗费的综合报酬，那么，思维活动的成本似乎也就可以认为得到了补偿。企业的利润则被视为企业家进行正确决策所获得的报酬。不仅如此，后来的一些文献中甚至提到“信息处理费用”这样的术语。还有，诸如技术、观念与精神生活等内容常常被经济学家们所提及；精神生活不是被视作生产性的，就是被视作消费性的，怎么能说它没有被考虑到呢？

笔者要说的是，以上对思想与通信的包容都是肤浅的、表面化的。关于边际决策方法，我们将在第3.3 节再做专门讨论。人际通信与交流具有十分复杂而广泛的形式，它会产生极为重大的社会后果，绝不能用“拍卖人模型”那样敷衍一下就可以了事。如前所述，思想被忽视的前提是思想活动能够取得客观的、无可置疑的“正确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与思想活动就可以烟消云散、“毁尸灭迹”了。而在那些不能达到这一要求、也即思想发生了弯曲因而展现出多样性的地方，思想也就不得不“存在”了。人力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就属于这样的情形。因为很明显，有些企业家会进行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需要与正确的决策加以区分。不过，按照典型的新古典方式，与其他行为者类似，企业家其实被假设为不会犯错误。“错误”是偶然的、病理性的，不值得予以“正式的”考虑。这才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马歇尔实际上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类似的例子还有“预期”这个概念。由于人们在预测时明显地会犯错误，所以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让“预期”作为一种思想而独立存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经济理论于是遭遇了麻烦。结果是，像罗伯特·卢卡斯这样的“理性预期经济学家”杀了出来，他们设想了许多方式，并预设了诸多条件。这些条件可以“保证”当事人在预测时不会（按照卢卡斯的定义）犯错误，于是，预期问题也就可以重新“消失”了。“理性预期”这个概念的实质是把时间想象为像空间那样在观察者的眼前“展开”，因而，其目的和功用就在于消除时间，取消未来，而不是为了真正地面对未来。殊不知，对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错误做法，哲学家柏格森早在卢卡斯之前约一个世纪就已经做出了批驳。

然而，无论如何，思想的、思维的、心理的或精神的“存在物”总是难以消除的。对于这个困难，主流经济学广泛地采用了“类比”的方法来进行应对，即让读者把这类对象想象为同物理性对象差不多的、相平行的或相对应的东西。这样一来，原本只用于分析物理对象的整个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就无须做出重大的改动了。例如，“需求”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存在物，经济学家们却把它诠释为“商品供应”的“对应物”。“劳务”是无形的，甚至是思想性或心理性的，但却被视为“商品”这个概念的扩展。“脑力劳动”是“体力劳动”的扩展；“人力资本”是“物质资本”概念的扩展，晚近流行起来的“交易成本”概念则被视作传统的“转换成本”一词的延伸。相应地，偏好与价值观则被视作生理欲望的相似物，于是，其中的思想内容也就可以被忽视了。

另一种办法是设置“外生变量”。在新古典的框架下，观念、技术以及人的精神生活等内容虽然常被提及，但这些内容实际上是外在于经济分析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对此提供了很多理由，例如：观念是精神性或政治性的，而人的精神是高贵的，对它进行分析则是“不道德的”；技术是自然科学家与工程师们的事情，所以经济学家也就不必介入了，等等。这种把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清楚区分的做法本身无可指责，而问题在于，算法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所谓“观念”以及通常称为“精神生活”的众多对象，其实都是思想性的；如果我们把当事人假设为是在通过理性思考进行决策，这些对象就绝不可以简单地作为外生变量加以处理。这是严重的逻辑不一致。技术不仅完全应当被视作理性思维活动的反应，算法的视角尤其可以使我们认识到，技术是在人的主观需要以及主观思维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所以它也应当纳入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不应当游离在外。在新古典的逻辑之下，技术创新“必须”被视作零星发生的偶然事件，视作一种特殊现象或“特例”。幸运的是，在“二战”之前的那些年代里，技术创新相对缓慢；这种历史事实恰好给新古典经济学打了掩护。由于经济科学必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常识相连接，必须增强其理论的可接受性，经济学家们就把以上这些“手法”予以综合运用。它既提到思想，又以各种理由避免直接面对思想。它只分析那些可以使它感到得心应手的片段。经济学教科书于是就这样“拼凑”出来了。(www.xing528.com)

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核心特征表现得如此鲜明、一贯、纯粹和突出，使我们不得不称之为“新古典主义”。而在算法理论业已提出的背景下，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一览无余了。因为，假如不是如此的话，假如思想与通信得到了适当考虑的话，依据算法理论，经济理论就绝不应该是这样一种样式。我们主张思想的客体化和实体化，主张把思维与物质相并列、相联结地进行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把思想简单地等同于物，不意味着像主流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把思想简单地“放在那里”，或者机械地进行类比。我们每个人都具有思想，都对思想的特点了解颇多；对思想的研究需要有不同于物质研究的一定的方法。安装软件并不是把软件简单地拷贝到电脑存储器中加以“存放”。同理，对思想与通信的引入所引起的首先不是细节上或数量上的变化，而是质的变化，是决策本身发生了质变。这种质变的范围和程度，远非在新古典的逻辑之下可以想象。至于简单地引入“信息处理费用”的方式为什么是错误的，我们已经在1.3.3 节做出了说明，还将在3.4 节继续做出进一步的说明。

新古典经济学的各个主要缺点，基本上都是因为对思想与通信的忽视而引起的。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理解新古典经济学进而“修复”整个经济学的关键。提出算法理论的目的，则主要在于弥补这一缺陷。算法理论旨在解决思想或知识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问题。笔者认为，只有按照我们所设想的“算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经济学才能具备最起码的学科基础，才能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