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预料到将会遭遇的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实际上分为两条线索，一是以数学方法为主的一般均衡模型本身，一是对这个模型的实际实现方式所做的设想与解释。这个传统由《纯粹经济学要义》所开辟。瓦尔拉明确地区分了问题的“理论解法”与“实际解法”。他反复强调，数学方法只是对于经济问题的“表示”“表达”和“说明”。关于“实际解法”，他设想了商品拍卖的场景，通过持续的摸索过程，逐渐到达一般均衡。这个过程显然被理解为并不那么困难，其时间耗费也是在通常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他强调这两种方法之间的等价性：前一种方法是“科学的”，而“实际解法的迅速和可靠是没有改进余地的”，“我们绝对无意于用一种解法来代替另一种解法”；“事实上，理论解法几乎在任一种情况下都是绝对不切实用的”。鉴于种种在常识上人人都能想到的原因，他甚至在口头上承认，市场“不断地走向平衡，但从来没有能实际到达平衡……市场就像是被风力激动着的一池春水，它不停地要趋向于水平，但这个愿望始终不能实现。”[1]
这一系列说法是非常有趣、非常微妙的。其具体含义将在后文中逐步探讨，这里只限于指出，它听上去像是自我解嘲，实际上则是“正话反说”。有了这样的说辞，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大都暂时停下了脚步，愿意继续倾听和观察，因为“咱们的批评人家已经预先想到了”——尽管那些批评还不够全面和有力，其实大都从一开始就切中要害。同时，这也开创了一种传统，即主流经济学家们手底下做着一种活儿，而心里面想的却是另外一些事。经济学家们生活在一种高度的“无意识状态”中，他们尽情地把数学模型复杂化，而内心却不感到不安，反而自以为正在“科学地”“解释现实”。因为，任何复杂的理论模型，都被确信能够找到实际的对应物；或者，当事人的实际想法与做法永远无须变更，而不断变换和扩展的理论模型只需要被视作对其进行说明的不同方式。通过演示边际决策原理（即通过把买卖量或生产量推进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程度来求得最大化），瓦尔拉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实际上探讨了模型中的当事人进行决策的一些看上去比较简单和“实际”的“算法”。这些“算法”被认为与解方程的方法在本质上相互一致。自此以后，经济学家们更不必关心“实际解法”问题了。
这样一来，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了一个重要特征，即它对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们的真实思想的忽视。模型中所假设的算法被视作对形形色色的真实思想的精炼和概括，而现实思想的多样性被视作一些特例或随机的“扰动”，不具有重大的、本质的意义。进而，由于这些除了“标准算法”之外的“剩余的”思想实际上被视为一些低于理论知识的知识，它当然也就被预设为最终将向模型中的当事人靠拢，于是，展示普通人的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也就不重要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如我们知道一辆火车最终一定会到达某个地方，还会有多少人关心它是怎么到达的呢？这种展示岂不成了求全责备、吹毛求疵、啰里啰嗦？至少也是“把芝麻当西瓜”。(www.xing528.com)
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们真实思想的忽视，意味着它对范围极为广泛并且极其重要的大量议题的忽视。这些议题包括：结构性与定性分析，主观性与人际冲突，变动与发展，不确定性，多样性（多元性），复杂性，偶然性，建构性，等等。我们可以把新古典经济学理解为试图把这些议题概括为新古典式的单一议题，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只是抽取社会世界的片面特征（“正面特征”）而加以解释，而对于剩余的方面（“负面特征”）则置之不理。当然，也许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想得这么多。
思想就这样又消失了一次。这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说明，而是对前一小节的再说明。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的诸特征之间是多么地“协调一致”啊！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