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通信活动对市场交易价格形成的影响

在展开批判性论述之前，需要集中关注一个问题，这就是主流经济学对于知识与思维过程的态度。

从个人偏好与资源约束出发，直至实现一般均衡，在此过程中，个人被想象为是通过人际通信与理性计算来做出有关决策的。然而，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与代价却被忽略了。从表面上看，这种忽略似乎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有相符之处。尤其是在一个集中交易的市场上，人们彼此面对面进行交流，通信是容易进行的。所涉的事项往往又是那样简单，对其进行计算时所采用的算法又是那样固定，并且千百年来几乎一成不变。例如，卖家总是说自己的货好，希望卖个高价；而买家则总是挑商品的毛病。如果价格升高了，就少买一点。如果听说商品未来可能要涨价，则就多买。在此情况下，假如在决策过程中硬要把思考与人际交流活动的代价包括在考虑之中，好像显得过于琐碎了。

这类因素之所以遭到忽视，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成本－收益计算原本是针对各类物理性的收支项目进行的，假如计算活动的代价需要考虑，这就意味着成本－收益计算本身的代价也需要考虑，那么，成本－收益计算本身又将如何能够得以“完善地”进行呢？这就好比是说，一个企业要做账本，可是，老板却要考虑会计师的工资是否值得支付，那么，会计核算能否建立起来，就成了问题。或者说，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他却在同时琢磨自己的病情，患者的病又怎么看得好呢？所以，个人无论研究什么问题，不能总是考虑研究活动本身的代价。好比两个商人接洽生意，不管生意最终是否谈得成，不能要求对方支付自己的谈判费用。况且，这些计算与谈判的代价是连续发生的，是不确定的，事先无法精确地知晓。在传统上，经济活动主要是一种耗费物资与体力的艰苦劳动；与此相比，动脑筋与“耍嘴皮子”的事，都属于少数人的美差，绝非主流，就更不值得予以特别关注了。

现在回到市场上。经济学家们用抽象的方法描述和分析典型市场交易场景中的有关主要因素，建立了关于价格形成的理论。实际上，经过上百年的补充和积累，有关的描述和分析是相当精细的。以此为中心，经济分析的范围开始不断扩张，模型中的当事人所从事活动的种类以及所考虑的因素都不断增长，直至建立起一般均衡。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瓦尔拉对这个扩张过程进行了简明的刻画。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交易分析中的上述原则与习惯也同样延续了下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的眼睛只是盯着那些看得见的、物质的或者物理的对象，沉迷和忘情于其中，以致忘记了眼睛后面的存在物，即大脑和人的思想。这就形成了一种保持至今的传统，即经济学家们一般只把物理性对象（物质，商品，肢体动作，可视现象等）当作真实的、“够资格”的研究标的。在这门学科中，思想要么被当作无关宏旨的附带现象，要么则被置于与物质对象不同的逻辑层面。后一种观念显然来自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的划分。这种观念把思想看作与非思想的存在物性质绝然不同的两类东西。思想是用来认识“物”的，思想怎么可能同时也是“物”呢？这就是它的基本想法。这种想法所导致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要求思想与物理性对象不能并列；要么谈论思想，要么谈论物，而不可以把思想搬到眼睛的前面来，不可以把思想以及任何思维性的对象（例如信息和通信活动）与物相并列、相联结地进行讨论。至于相反的方法，经济学家们显然没有认真考虑过。(www.xing528.com)

然而，观念归观念，学科研究的具体需要却是无情的。小范围市场中的通信问题也许可以忽略，可是，当分析范围扩展为整个经济体系时，信息传递与通信的问题还可以忽略吗？商品买卖决策中的计算方法比较简单和固定，而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计算问题也会那样简单而确定吗？单就通信问题来说，经济学家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真的那样容易，又何必设定“市场”这个交易场所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总之，由于缺乏这样的敏锐性，以及由于具体经济活动的直观性，以致经济学家们急于描述多个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延续了在局部均衡分析中的简单做法，把它机械地、直接地扩大为一般均衡模型。后者是前者的线性的组合。换言之，社会是个人的简单叠加。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的“社会科学”。由此所导致的后果是，一般均衡体系完全是一个机械论、决定论的体系，其中的人和事都按照既定的、确定的方式来运作，对信息或冲击做出固定的反应。通信与计算过程不被考虑在内。这也可以理解为通信与计算活动按照接近于无穷大的速度来进行，因而其时间过程可以忽略，于是，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假定当事人在决策时已经拥有了最大限度的信息与知识，进行了最高水平的计算，计算结果以及相应决策的正确性必须无可置疑。在一些情形之下，对于这样的信息、知识与“算法”，经济学家们能够理解和设想其细节；而在另一些情形之下，有关的状态仅仅被假想为（按照某种标准来说）“理想的”或“完备的”，其细节几乎无法设想。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学家们自己给自己念起了“紧箍咒”，他们必须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模型都不能存在任何（可被觉察的）内在的不一致。同时，由于它已经无法回答诸如“新信息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模型其实不应该发生任何变动或运动。这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决定论－绝对化－静态化”特征。这也可以称为一种“综合症”。在算法理论提出以前，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病症连同“忽视思想与通信”等特征一起，组成了一个症候群，而它们在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种病。

对此，读者们难免要问：这是对经济世界的正确的、适当的解释吗？按照经济理论所指示的方法在真实世界中行事，真的有效吗？进一步地，如果我们认识到人际交流与思想活动乃是“社会”这个词语的主要含义之所在，那么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却把这类对象排除在外，这样的“社会科学”够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