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半内在化”：探究演化过程中的潜力释放

包含着自我冲突的众多个人组成了群体和社会；这些个人之间经由种种通信手段来实现相互交流。单个大脑内部所进行的不同计算之间会频繁地相互引用对方的计算结果，这也可以视作不同计算在大脑内部的“交流”。那么，这两种“交流”有什么不同呢？有人可能会马上回答说，它们的区别是，个人之间可以相互欺骗对方，而自己则不能欺骗自己。然而，这并不正确，个人也可以“自欺”（对此弗洛伊德等思想家早已经指出）。对于任何两个不同的计算（请不要忘记，通信也是一种计算），如果仅仅因为其所发生的“地点”不同，我们就说它们具有本质的区别，这是违背我们的假设的。实际上，我们想象不出它们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只能在于其程度和技术细节方面。个人之间一般需要借助语言、文字等物理符号来进行通信，而人脑内部的通信则是通过神经连接直接进行的；用计算机术语来说，这种通信是基于“机器语言”而不是“高级语言”的。所以，它是简练的、容易的和低成本的。其次，人际通信具有空间距离，这种距离甚至可以非常遥远；而人脑的内部通信则是非常迅速的。频繁的、相对充分的交流有助于知识体系的内部整合及其一致化。这些简单然而可靠的理由把我们迅速导向一个结论，即在一个由形形色色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所组成的混合世界中，通常而言，个人自我一致化的程度要高于群体（其差距也许是倍数的或数量级的）；在“元计算——个人——人群”这个相对性的图式中，作为一个分析单位，“个人”这个概念的可靠性位于另外两者之间。

在由相对独立进行计算的不同个人所组成的“网络”中，必然同时存在着以下多方面的人际关系：1.存在着大量的重复计算，各人的思想中具有相当比重彼此雷同的部分。2.同理，各人的思想中也具有相当比重彼此差异的部分，这些差异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相互补充”“相互冲突”以及“关系未知”这三种情形。后者意味着在当事人的眼中，差异仅仅是差异，当事人暂且对此说不出什么来，并且也不能确定未来将永远“无话可说”。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情形。这是我们在立论时需要容纳的情况。3.就“相互冲突”的情形来说，这将引起争论和斗争，从而进入博弈论的研究范围。争论和斗争将会整合人际关系，使之趋于一致与和谐，但也有可能引发僵局或者更大的冲突。4.就“相互补充”的情形而言，这意味着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传统的主流经济学重点研究和描述了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也是亚当·斯密的经典名著《国富论》的主题，尤其以他的“看不见的手”的比喻最为出名。然而，在笔者看来，对于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分析任务，迄今为止还尚未取得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将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为此，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

由于注意力与知识的有限性，算法人的行为一般会引起“意料之外的”（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观察者）后果；通过观察这些后果，当事人进一步调整他的目标和手段，从而在“意图－后果”之间往复转圜。这就是通常所谓的“演化过程”。所以，探讨行为的意外后果也罢，外部性也罢，演化也罢，这些议题实际上都是算法式的，而不是新古典的。斯密认为，分工合作的市场经济秩序不是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有意造成的，而是当事人行动的意外后果。可是，这样的机制被斯密认识到了，然后又被公共管理者和社会大众逐步认识到了，国家的政治法律体系开始有意地维护这种体制，公众舆论也强烈地支持这种体制，这种体制因此而得以存续，还能继续说这是行为的意外后果吗？由此发生的进一步的问题是，这种意外后果究竟是对所有人来说是“意外的”呢，还是只针对特定的人？一定的意外后果，将永远是一种“意外”呢，还是可以重新内在化？答案是显然的：所谓的“意外后果”，只能针对特定的人和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而言；一个人的“意料之外”可能正是另一个人的“意料之中”；特定行为所产生的意外后果，一旦被当事人意识到，则进入了意识和意图的范围之内，而不再置身其外了。所以，这一切绝不是简单地运用“意外后果”“看不见的手”或者“外部性”等概念就可以予以概括的；甚至可以说，这些论述本身其实是具有误导性的。而要想正确地、科学地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首先就需要适当的“个人”概念、“行为”概念和“有限理性”概念，就要存在人际差别和“异步性”。在这些工作完成以前，并不具备进行有效探讨的条件（“演化经济学”因而也就是缺乏基础的）。

反过来，有了算法框架，我们则可以更进一步。例如，可以提出“半内在化”这个新的概念。这是指：某种社会状态，对一些人来说是其行为的意外后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他刻意促成的。譬如，老板指使员工去完成某项工作，员工为了赚取工资而听命于老板，却不知道他的工作对于整个企业来说有多么重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相互之间发生着广泛的相互影响。一个人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行为对别人造成的某些影响，但却注意到了别人行为对自己造成的某些影响，于是，人们之间相互表达着对对方相应行为的支持或者反对、鼓励或者惩罚；而这种表达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或者夹杂在自己的行动之中。接受这些“意见”的人可能并不确知对方支持或者反对他的具体原因，甚至也不知道对方是在有意地向自己传递着这些“意见”，但却可能因此调整自己的行为，趋利避害。也就是说，一切就在“稀里糊涂”之间、“半梦半醒”之间发生了。

公共管理中的道理也是这样。单个人无力、也无须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后者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责任和目标；而政府则通过制订和强制实施法律来引导个人行为。个人在遵守或违反法律时一般并不知晓其行为的全部后果，执法的警察一般也不负有解释法律的责任，然而，某个法律条款为什么要这样制订，违反它会造成怎样的后果，绝非没有任何人知道。恰恰相反，这些议题在立法辩论中一般会得到详细的讨论。同理，可以相信的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即使远在《国富论》出版之前，也绝非没有人予以关心。一个企业的规模只要足够大，它就会有关心地方公共事务的动机，它就会想要去控制更多的社会领域，它就想把周围的一切安排得秩序井然。一个思想家或政治家，即使身无分文，他也可能以天下为己任，著书立说，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一般公众可能无暇去详细思索宏观的社会问题，但却可以对某个已经提交到他面前的学说表示赞成或反对，甚至同意为此有所支出。这样一来，思想家与政治家也就可以取得声誉或公共职位，养家糊口。市场经济体制的效力，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就其各个具体部分，自古以来必定不断地受到形形色色当事人的关注、审视和评价，由此必定也不断地引发制度的改革；它绝非是处于所有当事人之外的一个议题。这种正的外部性的存在更不是在暗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我们要假装不以它为目的，如此一来，那个目的的实现反而会更加容易一些；这是荒唐可笑的。既然是一种意外后果，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测是，这种后果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而绝不会只是其中的一种。即使不做实地考察，也可以断定这一点。(www.xing528.com)

在这种意图与后果相互错位、相互混合的世界中，人们大都在不十分了解底细和详情的情况下相互利用着对方的知识，这是平常而又平常的。这绝不是有人要故弄玄虚，而是不得不如此。“底细”和“详情”是没有尽头、无休无止的，当事人无法全面顾及。简练和效率是这里的关键因素。通过各个局部性的努力，也许会拼凑出某种整体性的知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例如，某个重大理论的提出，往往是众多学者在多个领域不懈探索的结果，而其中必定有不少人都未能预见到这个最终结果的产生。

个体之间的这种协作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人口效应”。由于完全竞争理论中的“总有无限多个买者与卖者”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已经从根本上排斥了人口效应。人口效应是指由于人口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效应。尤其是，随着人口的扩大，国民福利会得到提高。经济学在传统上把它解释为生产分工程度的提高。现在，在算法框架下，从知识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随着人口的扩大，计算的多样性增加了；经由通信手段，更加多样的知识得以传播和相互结合，这相当于针对特定信息或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计算，于是，发现新知识的概率也就提高了。换言之，一群人结成一个可以方便地进行内部交流的社会，比之这些人维持彼此孤立的状态，具有“减少重复计算”这样一个优势，这就极大地提高了计算的效能。如果我们同意知识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以上解释就要比基于物质生产的传统解释更有说服力了。这就应当成为一个主要的解释。

当然，人口效应也不可能都是正面的。对此将在下一小节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