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解答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

有一些读者提出，“指令”这个名词过于晦涩了，“算法”也缺乏一些人文味道，能否更换一下？对此我都做出了否定的答复。主要原因在于，这些术语与计算机科学中的相关用语具有高度的对应性；在信息技术已经盛行于世的时代，算法理论作为一个后来者，已经无权更改业已定型并被广泛接受的术语。假如纯粹为了增添表面上的娱乐性，则无异于画蛇添足，徒增烦扰。经济学者既然能够陶醉于那么枯燥的数学模型，就不应该畏惧计算机术语。不了解一点计算机科学，则算法理论就不可能入门；反之，在熟悉了计算机原理之后，一两个术语也就不成问题了。笔者认为，区别于单纯强调信息供应问题的“信息经济学”，“算法”这个词语实际上是十分精当的。但愿读者也能够同意这一点。

计算机科学的、或者说算法的方法能够回答或消解大量传统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问题。例如，如果说人脑中有思维工具，那么，传统的思维方式是：谁（或者“什么器官”）又在使用这个工具呢？于是，这就预设了某个“主体”存在于人脑中，而且这个“主体”显然在尺度上是很小的，它类似于一个“很小的人”。同理，这个“很小的人”又需要“更小的人”来指挥，“更小的人”又需要“更更小的人”来指挥……此即为所谓的“小人（homunculus）问题”，它在逻辑上是一种无穷后退。“指令＋信息”这一结构的妙处在于，它取消了这个问题。指令与信息都可以视为思想性的实体，“计算”就是这两个实体相互结合的一种活动；分散的信息与人脑中分散的指令一个个地“相遇”，产生了一些后果；较晚进行的计算的计算方法要么由较早计算的结果给出，要么随机进行，等等。这个活动已经不再需要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的指挥者了。在宏观上，我们可以说“我在计算”；但是，在微观上，当我们的视野深入人脑内部以后，“我”消失了，“计算”不再需要主语了。指令这时候有点儿像主语，又有点儿像谓语，但它实际上并不是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算法语言之中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它把这个问题回避了，绕开了，取消了，超越了。除业已论述的机制以外，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假设其他实体或“指挥者”的存在，就可以让这个系统（人脑）运转起来，生发出日常的思维活动。个人作为整体已经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了。“整体”或“自我”是在连续计算中通过自我对象化或相互对象化而逐渐生成的一个内生性的、简化的概念（或者“感觉”）。根据前几节的论述，这时的“自我”必定包含着许多内在冲突，所以它已经处于“元计算——个人——人群”这个相对性的图式之中了。对于初次进入这个领域的读者来说，这有点儿费解，有点儿匪夷所思，然而这正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巨大贡献。

我们通常说人是“活的”，有“自主性”“主动性”“能动性”，有“主见”；这些说法表达了许多层意思。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一层意思是说，不同的元计算为什么能够那样合乎情理地彼此“串接”起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就好像有人在后面指挥一样。计算机科学告诉我们，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任何“皇帝”或者“领袖”的在场；其实这只是知识（也即程式和数据等思维存量）的作用而已。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所以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懂得如何来“串接”元计算。在这种依照特定的程式所作的“串接”中，某种“指挥着”的概念就会油然而生。知识存量在这里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要是没有知识存量，又将会如何呢？答案很简单：人的思维活动绝不会如此有秩序、有意义、有生产力！它将成为一团乱麻！另一方面，又由于各人的知识存量互有差别，所以各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别人眼中才会有所差异，不易预测；才不会显得（像物体运动那样）很机械，很单调，对象才会对观察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竞争性、对抗性和“反制”能力。这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想表达的意思吧。

有人可能会问：指令现在不正是又一个“小人”吗？对此，笔者的回答是：现在情况已经十分不同了，因为“指令”这个概念是相当简单、具体而透明的，它的主要部分都不神秘。指令清单虽然不完全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白箱”，但绝不是我们一无所知的“黑箱”，而是“白”中略微带“黑”的“灰箱”。这种透明性和具体性可以用来抵御任何试图把它神秘化的企图。

【注释】

[1]我在写作《算法》的时候，这个术语尚未提炼出来。在《原理》中，我首次把它命名为“思维－知识－创新三位一体原理”。现在看来，还是“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原理”更为恰当。

[2]当时我并不知道许多经济学者也在进行着类似的寻找，例如道格拉斯·诺斯，已经于20 世纪90 年代就开始以改革经济学为目的而进入认知科学领域了。

[3]参阅《原理》第6.6 节。

[4]参阅《原理》第3.5 节。对生物学的崇拜心理普遍地存在于众多经济学家中间，这些学者一面反对经济学的物理学化，一面反对计算主义，实则多多少少包含着“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加以神秘化”的味道。高级的思想为什么反而要崇拜比“它”低级的对象呢？门格尔更是早就指出，这只是一种“有点肤浅的感觉”而已（参阅4.4.5 节）。

[5]参阅［英］爱德华·富布鲁克：《经济学的危机：经济学改革运动最初600 天》，贾根良、刘辉锋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

[6]参阅http：//www.thecrimson.harvard.edu/article/2011/11/2/mankiw-walkout-economics-10/。

[7]非主流经济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Heterodox Economics，简称AHE）也在发展壮大之中。笔者于2011 年7 月携一篇介绍算法理论的英文论文《经济学的大综合》（The Synthesis of Various Economics：An All-in-One Solution）前往英国诺丁汉参加了AHE 2011 年会，并进行了演讲。

[8]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一本用词激烈却又不失合理性的著作：［美］托马斯·伍兹：《清算谎言经济学》，马慧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0 年。

[9]［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均引自第5 页。

[10]可参阅一篇文章，来体会一下他的风格：http：//ineteconomics.org/blog/inet/edward-fullbrook-toxic-textbooks。

[11]参阅［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陈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53-59 页。

[12]在本书中，我们较多地谈论思考的“成本”而不是“收益”，遵从的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例如“交易成本”）。实际上，如同分析物质商品的生产那样，把“成本－收益”作为概念对同时加以普遍使用在原理上是不应有任何问题的。

[13]“弯曲”一词主要相对于新古典的直线式思维而言，它的意涵实际上是中性的，不带有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本书主要使用“弯曲”而不是“扭曲”一词。后者常常是贬义的。若以“最优化”的眼光来看，这种弯曲并不是“扭曲”，而恰恰是一种确当，新古典的解释才是扭曲的。

[14]笔者认为，“价格中心主义”这个业已存在的术语尚不足以准确表达新古典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故而用“价格至上论”一词取代之。(www.xing528.com)

[15]在英文中，“异质性”（heterogeneity）一词的原意是指某种对象的内部不够均匀，由多种成分组成，因而不能够线性地进行分割。这个词正好可以用来表达经济学中与“商品的无限可分性”完全相反的各种意思。假如把结构性仅限于指称不同性质对象之间的联系（这是该词通常的意思），那么，异质性＝结构性＋多元性。可以考虑这样严格地进行定义，尽管本书中尚未这么做。

[16]组合爆炸的例子有很多。例如，音乐创作中所用的音符只有数十个，可是，以此为材料而创作的音乐作品却数不胜数，永不枯竭。又如，化学元素的种类很少，但由这些元素所构成的物质的种类却非常多，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之中。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赫伯特·西蒙早就举过的：数十个棋子与棋盘上数十个方格之间的排列组合构成了棋谱，而理论上可以存在的棋谱的数目可以与宇宙中原子的总数目媲美！（参阅4.11.2 节）

[17]［英］约翰·伊特韦尔、［澳］默里·米尔盖特、［英］彼得·纽曼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242 页。省略号为笔者所加。

[18]关于这一点，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奥］哈耶克著，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年）一书第一部分第3 节所作的论述就颇为鲜明。他说：“（社会科学）首先研究的是个人的思维现象或精神现象，而不是直接研究物质现象。”“社会研究不能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而只能根据人们的信念，对这种关系进行定义。”“不但人们针对外在事物的行为，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和社会制度，都只能根据人们对它们的想法去理解。”（分别参见该书第21、24、27 页）

[19]参阅张德生：《化学史简明教程》，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二章第四节。

[20]按照认知科学家们比较晚近的观点，思想也存在于身体的其他部分（参阅［美］Mark Rowlands，“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The MIT Press，2010）。让我们对此暂时予以忽略。

[21]张志伟：《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83 讲。

[22]柏拉图看待思想的这种视角深入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例如，以下的文学语言就体现了这种传统：“林肯是个忧郁的人，每当我看到他，就觉得忧郁几乎要从他的身上哗哗地掉落下来。”“同情心？这个东西你比较少，所以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23]在“分有”的问题上，我国学者们常说，朱熹的“月映万川”要比柏拉图的“分有”好，且不说这种观点仍然是“先验知识”论的产物。“分有”实为拷贝（复制）。知识与思想都不因拷贝而减少，拷贝可以是无限的。现在大家都熟知这种特性。在此情况下，这样的比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不准确的和误导性的。

[24]参阅《原理》3.1、3.6、4.1.2 等节。

[25]参阅Roamer，Paul 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Volume 98，Issue 5，Part 2，S71-S102.。

[26]引自宋焕章、张春元、王保恒：《计算机原理与设计》，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年，上册，第51 页。括号内注释为我所加。

[27]即“程序”，英文为program。为了在形式上与社会科学中通常所称的“程序”有所区别，故作此称谓。当然，这种“区别”在实质上也许不存在。

[28]引自宋焕章、张春元、王保恒：《计算机原理与设计》，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年，上册，第10 页。名称为笔者所加。

[29]［美］Thomas H.Cormen 等：《算法导论》，潘金贵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第7 页。然而，遗憾的是，该教科书却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甚至错误的答案。这反而说明，计算机科学乃至整个的“认知科学”群体都需要吸收经济学（从而“算法经济学”）的成果。

[30]由于计算机只是为人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因此它具有一个输出系统，而人并不是工具，所以人就不具有输出系统。因此，严格地说，关于控制输出系统的指令，人脑就不具有。人体器官与电脑内部与外部设备的差别很大，据此可以推测，直接涉及硬件控制的指令，人脑与电脑之间必定还会存在更为广泛的差异。不过，这些问题显然无关算法理论在实质上的可接受性。

[31]参阅［美］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2]参阅［美］Jerry A.Fodor，The Language of Thought，Thomas Y.Rowell Company，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