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回生产方法」的重大发现：思想生产的关键概念

可以说，借助于“迂回生产方法”这个概念，我们获得了重大的发现。这个概念显然应当作为经济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来予以重新看待。那么要问的是：既然这个概念已经在经济学中存在良久了，那为什么它在此前未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呢？为什么这些发现的取得要迟至今日呢？我们又当如何再认识和再评价这个概念呢？

在19 世纪末期，这个概念经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正式提出，在当时可谓“热络一时”。但是，随着岁月的流失，经济学家们却渐渐地倾向于认为，这个概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这个概念被解读为是对“分工”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即它强调了资本品生产部门与消费品行业之间的区别。在这种解读之下，连庞巴维克自己似乎也迷失了，转而去强调“生产时期”这个概念，以便测量“生产的迂回程度”。尽管人人都知道资本品是迂回生产方法的运用结果，权威经济学辞典还是就此做出了如下的结论：“……迂回生产方法只能从直觉上吸引人，从分析角度看却是无用的。”^[17]

“迂回生产方法”是把流量分析与存量分析相联系的关键概念。它利用了“空间的广度”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因素，以此来弥补即时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在引入时间的同时，这个概念也引入了空间。借助于对空间与时间之间的转换关系的描述，它显示了空间与时间这两个元素是如何密不可分的。这一点通常是被忽视的。

更为重要的是，“迂回生产方法”其实需要首先应用到思想的生产上；离开了思想的迂回生产，我们就不能理解物质产品的迂回生产的意义。物质生产活动是由当事人的思想进行指挥的，当事人的意识活动赋予了物质产品以特定的意义。尽管不同的当事人赋予这些物理性对象的意义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以下述方式来看待这些物理对象，即当我们来面对和分析它们时，主要是理解、体味、挖掘和评价当事人所赋予它们的这些意义。例如，对于一张桌子，我们（无论作为另一个当事人还是作为研究者）主要把它当作“桌子”来看，而不是仅仅当作一块木料来看，这是因为当事人就是这样来看的。对于工厂里的机器设备，我们也把它们当作机器设备或“资本”来看，而不是仅仅当作一堆“铁疙瘩”来看，这同样是因为当事人也是这样来看的。据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不搞清当事人的思想而撇开它们单独去看那些物理对象的话，也就不可能看出什么门道来。^[18]是思想的注入让物质对象“活过来了”，使它们不再是僵死的了。

然而，可以说，实际上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恰恰就是这么来看待经济领域里的物理对象的。这个观点必定会令主流学者们不服气，因为，公允地说，新古典经济学具有一种重视思想或意识活动的倾向，它几乎总是通过推测当事人的意识活动来解释其行为、进而来解释世界状态的。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假设了思考或计算的时间为零，及至当事人做出决策进而展开行动之时，原本“存在”的思想却“消失”了，只剩下干巴巴的物理现象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只有当思想表现出其具体性、有限性、冲突性和不圆满性的时候，思想才算是存在着的；进而，我们通过对于思想事实的直接“观察”，才能够理解其所造成的物理现象。(www.xing528.com)

例如，在新古典的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看到流量与存量之间的冲突。主流学者们设想了多种途径，试图建立“新古典的资本理论”，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以失败告终了（参阅3.9.4、3.9.5 节）。这是经济理论史上的大事件，而这种失败业已成为公论。现在，借助于思想的迂回生产，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存量其实具有与流量相对立的一面，它绝不仅仅类似于某些线性过程中可以自我抵消的那种“中间变量”或“过程变量”。首先，我们可以认识到思想流量与知识存量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其次，既然思想流量与知识存量之间有冲突，那么，由思想流量所控制的一般经济活动与物质资本存量之间有没有冲突呢？考虑到物质资本是在历史上生产的，并且可能是由不使用该物质资本的其他人来生产的，以及考虑到思想系统内部时时处处可能存在着的冲突，这个答案便是不言自明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古典的资本理论”会失败，以及“迂回生产方法”这个概念为什么未能在经济学说史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引入冲突，不引入有限理性，不足以建立资本理论；而不从流量与存量相冲突的角度来看待资产炒作与投机活动，也就不足以理解困扰着我们的诸多经济问题，进而，也就不足以制订适当的经济政策。这样的观点和立场将会成为贯穿本书的思路之一。

当事人的思想意识固然赋予了物理化的社会现象以特定的意义，可是，对于这个逻辑，必然有人会反问：难道这是社会现象的唯一意义吗？当然不是。一个依赖于自身的有限性而取得“生存权”的对象，必然同时意味着对于其他对象的地位的承认。由于特定当事人所赋予的意义是有限的，客观对象（无论物理的还是思想的）之中很可能还蕴含着其他当事人所赋予的意义，一些人不关注而另一些人（包括观察者和研究者）却很关注的意义，以及该对象在未来可能还会进一步被发现的意义，等等。这样一来，思想与物理对象之间就不是单向的反映与被反映、产生与被产生、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平行的和双向的互动关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于是就要在一个无所不包的大一统框架中来研究这种互动性，描绘其图景，设想其未来。

最后，我们要再强调一个观点：思想的迂回生产及其进入经济理论，绝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不能仅仅理解为经济理论中线性地增加了一类对象而已。这不仅是因为思想与普通经济社会现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不规则的相互作用，那个在暗处把客观世界打理好以供我们研究的神秘的、自动的“机制”消失了，而且是因为，在客观世界之外，那些“上帝”般的观察者同时也消失了。在主流理论中，经济现象的观察者和研究者用尽自己最大的脑力去推测经济社会现象的演变，他们似乎以为自己能够洞察一切。然而，当事人被“有限理性化”以后，研究者们必定也会意识到自身的理性也是有限的，无论他们如何竭尽所能地观察、研究和推测社会，他们都将不可能凌驾于当事人之上。于是，研究者们将会自觉地从其所试图扮演的“上帝”位子上走下来，转而与当事人“同呼吸、共命运”。相对于当事人在实践中形成的知识，研究者们将会认识到自身的理论知识的相对性、有限性、它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或者说它的“个性”和“风格化特征”。这将进一步意味着“理论知识的内生化”，或者叫做研究者们的“自我对象化”。研究者们将会在他们的理论模型中扮演一类角色。由此可以引申出算法式的方法论及其“社会工程学”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