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原理”所面临的另一个危险，来自这样一种虽不多见但却颇具挑战性的认识，即在主流经济学中，思维活动的客观实在性并非没有得到承认。例如，在一些研究中，计算活动的代价就被“考虑在内”了；而“计算的时间”作为“计算的代价”的内涵之一，也就可以认为，它已经被包容在了已有的经济分析框架之内、因而无须再专门予以考虑了。
这种逻辑在经济学文献中若隐若现，已经存在良久。这种逻辑的实质是计算时间可以用通行的价值尺度完全地、准确地、数量化地予以衡量（就好像衡量其他要素的价值那样）；或者说，可以完全货币化。这样一来，无论当事人还是研究者进行决策或计算时，假如一定要考虑计算时间的话，只需在诸多成本项目中增加一个项目，写上“计算时间×××元”就可以了，而无需对分析框架本身进行任何改动。又由于这个“金额”必然又会被设想为相当微小，这反过来加强了通常做法的“合理性”，即可以对计算时间忽略不计。
实际上，这种做法只是主流新古典框架中所潜藏的“价格至上论”的一个特例。鉴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存在与变动都会影响商品供给和需求，进而影响到价格，新古典经济学暗示，当事人在进行有关商品交易数量的决策时，只要考虑价格因素就足够了。又因为商品被假定为完全可分割以及时时处处可以交易，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暗示商品交易活动似乎可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并且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事物的一切信息，都已经适当地反映在了当前的价格体系之中。这么一来，价格就是压倒一切的，其他都是从属性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特征可以称作“价格至上论”（或者“价格中心主义”[14]）。
然而，我们可以发现，计算时间以及通信时间的引入，能够对这种“价格至上论”造成重大的打击。这里首先存在着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重要的逻辑：鉴于信息传递与计算需要时间，那么，一般说来，决策时间受限而又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上的个人，当其定价决策过程关闭之时，是不可能接收到有关的全部信息的；即使直接相关的某些信息接收到了，间接的也不一定能收到；因而，任何实际生成的价格所反映出来的必然只能是局部的信息，而绝不可能是全面的完整的信息。其次——假如“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原理”正确的话——当思维在时间的压力下发生“弯曲”以后，主观性发生了，个人把自己个性化的思想掺杂到价格里了，价格因此已经不仅仅是客观信息的“反映”了；换言之，价格可能“扭曲”了某些信息，也可能遗漏、压制或者掩盖了某些信息。产生价格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混合在一起，但价格只有一个，因而从中很难分辨出它究竟反映了什么。当事人使用这些信息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核算（例如作为成本项目）时，这种核算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全面而可靠。此外，即使在商品交易的环节，某些信息也可能“反映”在交易的其他条款（例如交货期、支付条件等）或安排上，而不反映在价格上。至于其他的信息，也许会以某些方式反映在其他行为中，而根本就不会反映在交易的环节。依照常识来推测，这种情形必定也是存在的。
计算时间本身也是这样。计算时间的影响力不仅不可能完全地体现在一个个处于时空环境中的具体价格上，而且也不会有那么一天，历史进程“终止”了，坐等全部信息与计算进程“赶上来”，以便揭示出计算时间本身确切的价值。如果“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原理”正确，则计算时间的存在势必会引起“结构性的”后果，而不仅仅是数量性的后果。甚至，由于这种结构性的后果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某些具体的计算和决策过程中，在对各方面的结构因素进行充分的考虑和安排之后，究竟是否还要考虑所占用的那段比较短暂的计算时间的具体货币价值，反倒成为了一个颇为次要的问题。(www.xing528.com)
计算时间的重要性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理解。例如，特定时长计算活动所产生的直接资源耗费也许较少，尤其是相对于许多物质商品生产活动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在发挥作用的机理上，思考的代价并不是与工厂的“原材料采购成本”“燃料耗费”等项目直接进行比较的；思考的代价所直接影响和制约的是思维活动的进行，工厂的经理如果因此而懒于进行思考，决策就可能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对物质生产活动带来重大的影响。这就是“四两拨千斤”的道理。另一种理解方式则是：“计算时间的货币价值”这个概念意味着，当事人可以通过支付该金额的货币而避免使计算活动在时间上延续，也即避免进行计算（计算时间为零）或者缩短计算时间。应当承认，这种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诸多商品与服务（例如计算机、书籍、信息、咨询服务等）的购买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然而，这个目标是否时时处处都可以实现呢？是否不动脑筋、当事人就可以获得一切呢？只要看一看超级富豪们的生活，也就可以得到答案了。这个目标所能实现的程度，体现着计算时间可以货币化的限度。
这就来到了我们将要反复讲述的一个重大原理，即多元性原理：一般说来，由万事万物所组成的客观世界，我们难以把它仅仅用一种信息、一个变量或者一个原理来进行描述和概括，也难以用一种行动来对待它；万事万物都有其不为外物所包含的独立内容。我们之所以常常试图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上帝”偷偷告诉过我们这样做是可行的；总是处于认识过程中的人类，也不可能完全看到世界背后的真相。我们之所以常常试图这样做，一个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原因是，我们想要节约思想活动的代价，减少由此造成的麻烦，因而做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想象而已。我们不仅想象着终极真理的存在，而且认为终极真理是简单的。“世界完全可以量化”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终极真理，而“价格至上论”则是这种终极真理的一个具体型态。
在思维过程被视为一个时间过程之后，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在思维活动展开之前，世界在当事人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世界是差异、多元与矛盾的。否则，思维活动就没有展开的理由了，就不必展开了。我们可以把这种“前思维的”多元性称作“外在的”或者“预设的”多元性。相应地，人的主观思维活动给知识体系添加了新的差异、多元与矛盾，我们可以称此为“内生的多元性”。这是对待多元性的一种科学的（而不是哲学的）方法。按照这个原理，通常所谓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平行或并列关系，而不是彼此包含的关系。并且，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内部各自也具有众多的类型与表现形式，这一点也就是“正常的”和自然而然的。
按照汉语的意思，“元”是指某种原初的、绝对的、难以解释或者不需要解释的差异性。算法框架下的差异性显然主要是相对的，因为它们在未来都有可能经过进一步的思维活动而变得一致起来。这是我们在使用该词时需要小心的地方。与多元性类似的还有多样性、结构性、异质性等词语。“结构性”一般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某种“定性的”（而不是数量的）关系；在极端意义上，也可以指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没有关系”或者相互冲突等情形。这是一种算法式的引申。“异质性”一词与“结构性”的含义较为接近，但却侧重强调了“多元性”“独立性”“混合性”等含义。在本书中，并未严格地限定各个术语的定义。[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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