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弯曲：冲突与创新的挑战

对于“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这个原理，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论证与说明。

思想实体、尤其是思考时间的引入，产生了此前意想不到的问题。这就是，为了进行决策所占用的思考时间，会不会妨碍决策的执行呢？会不会导致当事人坐失良机呢？这个问题以前是不存在的。在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中，当事人被假定为按照某种理想的方式做出了最优的决策，而且决策过程是不占用时间的。也就是说，按照主流的观念，只有物理化的行动（肢体动作）才是“真实的”行为，而思想过程则不是“真实的”行为（虽然也被勉强认为是存在的）。物理化的行动在“前台”“演出”着，思维过程则在后台默默地支持着。思想与知识不限量、不限时、无限度地供应着，要多少有多少。但是现在，思维对象与物质对象并列地存在于对象世界中，存在于理论模型中。由于当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要么从事外在的行动，要么从事内在的思考。即使两种行为兼而有之，边思考边行动，行动的规模与强度也必定是有限的，对一些行为的进行势必会挤占进行另一些行为的资源。依照常识，许多决策都是有时间要求或者时间限制的，这就使得读者顿生疑窦：在有限的时间内，当事人究竟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而“正确的决策”究竟应该需要多少时间来做出呢？

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思索，使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发现。首先是，外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它从遥远的过去向未来进行无限的延伸，所以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全部有关的信息。其次，从空间角度来看，因为空间是无限的，任何人都只能处于其中的某个点上，看到、听到、想到周围有限的事物，而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假如不把全部的对象都“过一遍”，又怎么能够对眼前的事务形成正确的认识、进而做出稳妥的决策呢？再其次，这种思索形成了一个附带的体悟，即“思考的时间”可以是很长的。人们之间相互接力地进行思考，后代接续前辈进行思考，至今也只形成了眼下的有限的知识，而且许多问题仍然处于纠缠不清之中。因此，这个因素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次要因素。最后，终极的、完全的真理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因为需要思考时间的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跳出历史的进程，看到其后的最终真相。当事人不可能，作为观察者的经济学者们也不可能！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决策问题。“决策”的意涵是什么呢？其实它意味着，在知识有限的情况下强行拿主意。当事人不能像科学家们那样按部就班地发展知识，像“新古典人”那样严谨地进行推理，要是感到不可靠就不前进，就不做出结论。当事人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投机取巧，运用一切简易的手段高效率地前进。即使明知没有把握，有时候也要强行做出结论——因为有些决策是不能不做出的。这就必然影响决策的质量，甚至导致错误与大量似是而非的东西产生。考虑到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实际上并不完全知道正确的方向，因而并不知道他已经犯了错误，这种脱离“正轨”的“弯曲”的情况一定是非常普遍和严重的。不仅决策如此，而且认识基础必定也是如此——因为认识过程需要产生花费，所以认识过程究竟在哪里停止，现在其实也属于需要“决策”的事项了。

这要求我们跳出传统的理性主义框架，彻底地用一种全新的、综合的眼光来看待人类思维的性质与状态。新古典式的思维是直线式的，它主要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直奔某种最终的目的地，“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而在本书中，我们将借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非常形象的说法，把思维活动对于这种假想状态的偏离称作思维活动发生了“弯曲”^[13]。思维在时间的压力之下发生了弯曲，自此以后，它自身将发生质的变化；它将改变方向，不再前往那个目的地，并停留在历史进程之中的某个地方。(www.xing528.com)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思维的弯曲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可以产生十分广泛的后果。例如，认识活动沿着科学的轨道受阻了，当事人将会主动脱离信息基础，出发点可能就会转向问题端，从实际问题进行回溯。这意味着实用主义方法，也意味着工程学（或者用来指导行动的形形色色“学说”）脱离科学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思维的弯曲导致了失败、失望、绝望和彷徨的情绪，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意志论就会流行起来，空想、神秘主义和说教就会出笼。站在某个时点上的当事人，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尽其所能地总结（或者叫做“了结”）整个世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思想由此就可以得到吸收和改造。“弯曲”因此就会加剧。各种不相容的思想与学说（不管来自学者们还是来自其他身份的人们）就会长期流行，相持不下。

对象世界如此，作为观察者与研究者的学者们的主观世界也是如此。学者们也没有三头六臂，他们的思想不可能本质性地不同于当事人。有时候学者们比当事人高明，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在思想成本的压力之下进行分工与专业化努力的结果。这种“比较优势”的取得是以学者们在其他方面的策略性放弃为代价的。所以，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沿着这个方向，不仅可以形成正确的、合理的本体论，而且同时也可以形成与本体论相一致的合理的方法论。

笔者把上述原理称为“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参阅图表1）。这是我们进行“认知革命”与“大综合”的基本工具。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仅是在（像主流学者们那样）口头上“承认”多元、冲突与发展，而是在论证它们；多元、冲突与发展是论证的目标，而论证本身却是演绎性的，是前后一贯的；我们把多元、冲突与发展当作“规律”来进行揭示。经济学与社会科学首先要做的，不是去发现任何具体的规律，而是这样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的规律，才够得上成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

图表1：思想的迂回生产：思维－知识－冲突－创新四位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