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下的管理者胜任能力研究成果分析

Hill（1994）提出对于管理人员职业成功最为重要的综合素质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完成任务、构建工作关系网络和良好的伦理判断，这三个方面构成了职业成功的综合体。

国内有很多研究者对管理人员的胜任能力模型进行了探讨。王晓军（1999）尝试构建我国工作背景下管理者的胜任能力模型，其研究结果发现管理者的综合能力结构包括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决策能力、人际激励能力、用人能力、时间计划能力、时限控制和紧迫感八个维度，管理者的综合能力与绩效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预测管理者今后的工作成绩。王重鸣，等（2000）在界定了胜任能力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中高层管理者的访谈研究，了解他们完成本职工作所需要的关键能力，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业务能力之外，管理者必须具备三方面技能，即自我和任务管理技能（创新能力、表达能力和决策能力）、人际管理技能（人际激励能力、用人能力和协调能力）以及时间管理能力（时限控制和紧迫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洪自强（2002）在胜任能力研究思路的指导下，通过验证型因素分析对管理者的胜任能力模型进行了探讨，认为国内管理者的胜任能力包括认知因素、情绪因素、社交因素和业务因素四个方面。认知因素主要与综合分析、表达、决策能力和学习能力相关，也可以认为更多的与个体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关。情绪因素指自我激励和约束的能力和特征，主要包括责任意识、自律、自我认知、主动进取等。业务因素主要是指是业务知识，包括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等；社交因素主要包括社会交往绩效、外向性、合群性以及领导潜力。其中认知因素、社交因素和情绪因素与中高层管理者的工作绩效间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1980年末、1990年初凌文辁等有关中国领导者内隐能力的研究也为理解管理胜任特征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徐联仓和凌文辁等在领导者素质测评方面的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者的品德素质、人际关怀和任务达成构成了三个重要的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CPM领导理论（徐联仓，陈龙，王登，薛安义，1985；凌文辁，陈龙，王登，1987；凌文辁，方俐洛，艾尔卡，1991）。凌文辁等（1991）为了了解中国人“内心”中对领导概念的理解，对中国人的内隐领导概念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内隐领导概念中主要包含四个维度的内容：个人品德（Personal morality）、目标有效性（Goal effectiveness）、人际能力（Interpersonal competence）和才能的多面性（Versatility）。他们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人们首先是用道德标准来判断领导，“德”是领导的首要特质；其次是目标有效性，主要与领导的远见卓识、精明能干、能力出众等方面有关；人际能力特质是与领导者的吸引力、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有关；最后一个方面是才能多样性，它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处理和目标有效性的达成（凌文辁，方俐洛，艾尔卡，1991）。陈民科，王重鸣（1999）运用基于胜任力的职位分析方法，对全国5个城市51家企业的220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了访问调查，通过行为事件访谈和问卷调查，识别了高级管理者的胜任力特征结构，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管理素质和管理技能两大管理胜任能力维度，并区别了不同职位层次在胜任特征结构上的差异，认为中层正职管理人员的胜任能力要素包括诚信正直、责任意识、价值取向、权力取向、战略决策、协调监控、激励指挥和开拓创新，而副职管理人员的胜任能力要素则是责任意识、价值取向、权力取向、战略决策、经营监控和开拓创新。(www.xing528.com)

上述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特别是王重鸣，洪自强，徐联仓和凌文辁等对中国文化背景下管理者胜任能力的研究，从胜任能力的结构模型角度，对管理者胜任能力的层次性进行了探讨，对理解管理胜任特征模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