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私人到公共：解读资本主义产品生产模式的转变

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是现代微观经济学中的一对范畴，是基于市场主体经济运行特点而制定的概念。私人产品是指：由个人（私人、企业）有购买力的需求，即私人需求启动，受市场机制调节，从属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形式，也称为市场决定生产形式，这种经济模式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近300年的历史发展中，资产阶级在对私人利益的无厌追求下把工业、农业、服务业，以及医疗、教育、精神生产等领域都纳入盈利最大化的私人产品生产框架之中，创造出一个全面的，几乎是单一的私人产品生产模式。

亚当·斯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捍卫者，他将立足于个人自利心的生产与市场交换，也就是“私人产品生产与交换”作为实现国民财富创造和普遍富裕的根本之途。斯密宣称实行自由放任、听任市场，即“看不见的手”起调节作用，就能使社会多种多样需求——包括劳动大众的需求——获得满足，尽管斯密也提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提供等方面的政府职能，但他只赋予政府“守夜人”的微薄功能。斯密构筑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缺乏公共需求的论述和公共产品生产的篇章，他的私人利益，需求→最大国民财富的理论，体现的是资本主义自由放任初生时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求得发展公共产品的生产是一个现代范畴。

公共产品包括众多品类，大体说，它包括公用品（集体消费品）和公益品（福利品）两类。经济假说存在一个完全的竞争公用品（集体消费品），是生产商品和生产从属于市场需求的经济。只要出现购物者，即有购买力的需求，就会有对应于这一需求的产品被生产出来，而且，充分竞争经济中的市场机制，不仅会使各种产品适销对路而且会使分散的私人产品生产劳动保持在社会必要劳动标杆上，形成一种价格与价值相一致，供给与需求相一致的经济均衡，但是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并不能存在这种完全竞争经济模式。（1）一些产品由于其自然物质性能的特征，具有集体消费性质或效果外溢性，购买者不能实行排他的占有。在交易中往往出现“搭便车”消费，当然也可以使用技术工具或方法来治理搭便车，但其成本太高，得不偿失，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因受到经济损失，失去积极性，从而会出现产品供给不足。城市“街心绿地”、海港的灯塔，便是这种的“集体消费性产品”，而对这类产品的生产与充分供给是“市场失灵”的，如公共绿地、公共休闲场所等。需要有政府的规制、补贴或直接生产的职能。（2）一些集体消费性的产品，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像城市水、电、气等产业，其管道网络系统难以重复建设，准入投资商由此具有垄断地位和权力。为制止垄断经营带来的涨价和低服务质量，需要政府介入，进行规划、投资、规制以保证供给充分、价格合理和服务周到。

宏大集体消费品（社会基础设施）。即使是分散的个人生产和生活也需要有供人们共同使用、消费的基础产品和设施。如像独立的农户进行分散的农业生产需要有共同使用的水利设施；商贸活动的发展，要求有公路与公共航道；人口集聚的现代城市，需要有交通、水、电、气、网等基础设施。在经济现代化、科技化、生态化发展的当代城市，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不少基本公共设施的消费者达数百万，上千万人，这就决定城市基础设施规模十分巨大，它表现为公共交通体系、电力体系、网络体系、公共场所体系，等等，我们将它们称为宏大公共产品（公用品）（公园、街心绿地、行人座椅、饮水器、公厕、垃圾箱）。上述公共品的供给状况关系着城市正常的生产、商贸、市政活动以及其他公共生活。

宏大公共品提供是一个宏大使用价值，有数十百万人参与其中的大规模集体消费，它使广大消费者群体获得生活便利。公共交通体系——包括地铁、轻轨、公共汽车，以及干道和公交指标体系——的完善和顺利运行，关系着职工上班、家庭主妇去商店购物、企业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关系着一个城市、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人们看到重大交通事故，带来巨大损失，甚至造成经济社会活动的瘫痪和“公共生活”危机。

公共交通的价格则关系着公共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和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当代各国政府在完善公共治理中，实行低费供给。例如地铁、其他城市公交实行低票价，对老人免票，还增设方便残疾人的设施。实质上赋予公用品以部分公益品性质。由政府主导和支持的带有公益性的公用产品生产的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共同趋势。

公益品（福利品）对公共产品的界定，需要采取制度的、宏观的分析方法。按照这一方法，我们认为：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是满足公众、公共需求，特别是满足各种大社会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多样不可回避，需要认真面对和加以满足的公共需求，它们是各类现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产生的原因。如治疗、预防措施，有效新药的研发等等，显然，对这一医卫产品和服务大系统的有效的生产，是市场失灵的，而需要由医卫部门，以公共产品方式来提供。在当代，在城市化引起的居民集中，贫困化引起的贫穷的恶劣生活条件、环境的污染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上述等因素造成各种传染病——如“非典”、禽流感——的流行；此外，畸形文化污染下形成不良的生活消费方式，如吸毒、同性恋，由此带来危及人类社会的艾滋病的肆虐。可见，对多种传染病的防治，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成为当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公共需求。

在现代社会，人的物质生活，以及精神生活具有相互关联性，由此，使人的某些个人需求相互重叠，出现A的个人需求，也是B的个人需求……甚至是“社会”一切成员的个人需求的状况，对传染病进行救治，就属于上述情况。对传染病人的及时送医院和进行治疗，不只是染病人个人的需求，而且还与其邻居、社区，甚至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利益相关，因而是一项公共需求，对传染病的科学救治，除临床医疗外，还包括居住环境消毒，甚至隔离，以及控制疾病源头。

资本主义私人产品生产在本性上是破坏环境、生态的。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纺织业的发展扫灭了茂盛的国有森林，工厂和铁路的建设，使英伦三岛烟雾滚滚，土地河水大面积污染，资产者对私人财富的追逐，造成了归属于全民的“自然财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无视自然生态等因素的经济、社会功能，并将它排斥于经济学分析之外。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环保运动在世界兴起，实行了各种维护环境生态的措施，如治理污染，植树造林，节能减排，开发和使用清洁能源，等等。上述由政府与公众从事的环保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我们称之为环保生态产品，它是现代公共产品的重要内容。在环境、生态、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生产和人类生存所赖以的自然物质条件不断恶化的当代，以政府为主导，搞好环保生态公共产品生产，有效维护和优化环境生态品质，已成为各国一项重要的公共需求。

社会福利品或社会保障品，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它以免费提供为特征。社会福利品包括养老金、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廉租房、失业救济等，用来保障购买力匮乏的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缓解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福利品的生产和分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大体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人们称之为“公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的现实需要，是立足于政府职能而获得表现和实现的一项公共需求。(www.xing528.com)

早期资本主义，生产者以及资产阶级政府，唯一关心的是雇佣劳动生产的利润，无视劳动者的贫困和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难以满足的状况，当政者一贯否认政府有提供社会保障品和其他公共产品的职责，只是在广大劳工群众为争取自身生存权益而奋起斗争的形势和社会压力下，1830年英国议会通过《救贫法》，规定了向失业和陷于贫困的劳动者提供生活救济。俾斯麦对工人实行社会保险。这些有着众多限制条件的和杯水车薪式的福利措施，可以视为是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品的经济社会机制的肇始。

把社会福利品（保障品）的提供作为一项正规制度来加以推行，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大崩溃和社会大震荡的严峻形势下，美国罗斯福政府推行福利新政，政府承担实施公共工程，刺激增长，增加就业，还提供失业救济以及各种生活福利，由此政府经济职能有了扩大，而社会保障品的生产以及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机制，也开始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之中。

二战后，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政治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下“福利国家”的推行，成为各国共同的趋势，在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与机制进一步制度化，社会保障品的生产与提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甚至在北欧国家出现了为提供满足居民“从婴儿到坟墓”的多种需求的发达福利品生产。

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已经来临，科学与技术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知识——包括科学理论知识与技术知识，由于其社会传播性和群体共同利用性，它从来是一项“公共品”和社会“一般生产力”。在当代，科技已成为生产力的决定要素，对科技知识与技术发明进行投资，成为提升经济竞争力、国家软实力、居民生活质量的根本之途。一般的科学知识——如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的开发，需要有：（1）庞大的，专业齐全的科技人员的长时期的知识创新和知识积累；（2）包括国内与国际研发机构的“协作”；（3）完善的和先进的科技研发手段。在当前技术革命深入到宏观与微观世界深层的条件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粒子加速器，宇宙能探测器——的构建已成为取得科研新突破的必要条件。

科学基础理论和尖端的技术创新，其研发需要的投资大，生产周期长，获得重大成果具有不确定性，许多成果不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这一领域的生产是市场失灵的，因而应该发挥政府的职能，采用公共品形式来进行生产和提供。

【注释】

[1]此文系作者未发表文章节选，写于2009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9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