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社会的人，人生活与生存于社会共同体之中。人的第一社会生活是经济生活，即谋取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生活需要的劳动及消费活动，生儿育女即人的再生产活动。人的社会生活还包括人际交往和互助活动、群体文化活动、维护社会安全活动、社会政治活动，等等。上述这些活动属于公共活动，产生于人的公共活动中的各种现实的需要，构成社会公共需求。
可见，我们可以把社会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分为两个层面：有个人及其家庭生活需要满足层面和社会公共需求的满足的层面。马克思说：“在任何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庭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2]。马克思在分析古代印度公社中的社会结构时说，在那里，除了共同从事的农业和一个个家庭从事的副业生产而外，还存在：（1）从事政法、宗教事务的人员；（2）如管水员、教员、管理历法与农时的占星家、诗人，等等，性质上属于保证社会共同需求和公共产品满足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或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基于此，我们把他们视为是一种原始的公共品生产者。(www.xing528.com)
我们把公共需求和公共产品作为一般范畴，但是应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组织方式下，“公共需求和公共产品”在内涵和社会规定性上均是不相同的。而在阶级社会中的公共需求和公共产品，总是体现出特定的社会、阶级性[3]。马克思对东方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国家在水利设施以及农业上的公共职能进行了精深的分析，他指出亚细亚古代东方社会有三大部门：用于战争和保障安全的军事部门，用于征取税收（地租）的税务部门，以及用于支撑农业发展的水利灌溉部门。前二者属于执行专政和剥削的机构，第三个部门水利设施建设，由于它涉及广大小农户的农业生产和居民的生活便利，属于公共设施范畴，但是在本质上它是统治者榨取地租的工具，也就是说古代和中古公共产品生产体现了古代、中古阶级对抗的性质。马克思说：“在专制级剥削的国家中，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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