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饭财经》访谈：陈九霖谈万科股权大战

何伊凡

陈九霖消瘦了很多，眼睛显得更大，手上青筋凸起。

但精神头更足了。

都说人生像过山车，陈九霖的经历不像。他更像蹦极，从一个高点，陡然急坠，再反弹。最绝望时，他还真有过冲动，想从31层办公室纵身一跃，只是，身上不系保险绳。

陈九霖曾用名为陈久霖，他曾任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油）总裁9年，自2002年起，还被任命为中国航油集团副总经理。因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出现巨额贸易亏损事件，陈九霖曾在新加坡入狱1035天。出狱后，他更名“久”为“九”，即“九死一生”之意。

正因这段经历，陈九霖对正在胶着的万科股权大战，有一些特别的感悟。这也是我们访谈的第一部分，他的核心观点是：

1.政府的有形之手不要过早介入，而是要让市场这双无形之手去解决这个问题；

2.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不要偏离法制的轨道；

3.有关各方应该加强沟通，该放下的就放下。越拉越紧，大家都是死路一条。

他还对如何与国有大股东相处有独到的见解：

1.要勤汇报，熟悉国有企业的汇报体系；

2.注重人情，不但与董事长熟悉，也要和具体负责自己公司的部门一把手熟悉。

何伊凡：最近的万宝大战引发了很多人关注，您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在万宝大战当中，不应该过多地干预，这个观点其实是和许多人的看法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认为政府出手太晚了，如果早一点干预的话可能会好一点，您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陈九霖：首先我倒觉得不是万宝大战，而是万科大战，实际上是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一场论战、一场争夺，因为管理层不能完全代表万科，万科是由众多的股东所组成的，而且，宝能也是万科正式的股东，所以，万科不应该说是独立的一方，而是当事的一方。

我之所以不建议有形之手过早地介入，而是让无形之手，让市场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当年有过切肤之痛。发生在12年前，也是2004年的中国航油事件，我深陷其中。中间的一些遭遇告诉我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历史重蹈覆辙，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新发生在另一个中资企业的身上。

中国航油发生亏损事件之后，新加坡当局介入其中，把一个本来非常单纯的商业事件政治化了，把它搞得越来越复杂，最后牺牲我个人，把我当成一个替罪羔羊来结束整个事件。

何伊凡：所以您对一个事件被政治化怀有深深的恐惧。您还专门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觉得讲情怀也是一种政治，这和很多人的感觉不太一样。

陈九霖：我觉得讲情怀也好，利用媒体也好，在事件还没有真正接触到它实质之前，你去利用情怀或媒体作为引导，这就是政治。

何伊凡：当年您感觉自己是被冤枉的，当时有没有用过情怀这个武器呢？

陈九霖：我没有。说实在话，我当年没有用到这些内容，但是，有关的人用了很多这样的做法。我举一些例子来讲，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会长大卫·杰乐（David Gerald），在中间就扮演了一个跳梁小丑的角色，因为他是挟私报复。他曾找我去募捐，我还没有见到他之前，他的助理就给我打电话，说陈先生保安安排好了没有？你要亲自到地下室来接他，摆了很大的一个谱，为后续的募捐来做工作，我没理这个碴（面子上的事我不会做），当时也确实忙，一天排着很多活动。他跟我聊了之后，我没有给他捐款。所以，中国航油事情发生了，正好是他落井下石的机会。他就到处兴风作浪，把矛头对准我，制造舆论说，陈九霖不是打工皇帝吗？一年年薪不是490万新加坡元吗？正好把这钱拿出来解决小股东亏损问题，等等。所以，我就觉得万科这个事件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

何伊凡：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

陈九霖：第一个是商业化，一定不要把一个商业案件政治化，这是我的切肤之痛。第二个是法制化，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都不要偏离法制的轨道。第三个是应该加强沟通，该放下的就放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彼此较劲，就像一只猴子，看到玻璃瓶里面有花生，把手伸进去，抓住一把花生不肯放手，你总也拿不出来；你一放手，手拿出来再往外倒，花生不就全是你的吗？是不是？

何伊凡：您现在觉得哪一方的责任更大些？

陈九霖：两方面都有：从股东层面讲，一个成功的投资，一定要有管理层的支持与配合，要与管理层充分沟通，要给人家出路，不要把人逼到墙角去，人家担心、人家害怕，做了那么多年企业突然和自己没关系了谁也接受不了。而且，任何企业都是可以挑出毛病的，你要给人家出路，你不要把人家推到没路可走，没路可走当然狗急跳墙了。我搞了这么多年企业，收购过这么多家公司，也见过很多其他并购案例。我观察到，凡是与管理层对着干的投资人，要成功并购一个企业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

何伊凡：您也确实做了很多并购的项目，对此应该有很多感触。

陈九霖：包括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那个时候也是费了很大的劲，也吃了很多的亏。当然，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如西班牙的CLH、上海浦东航油公司、茂名油库等，我们和管理层协调得都很好，最后管理层还给我出主意，帮我和其他的股东去交流、去沟通。

从管理层来讲，也该放手，见好就收，不要较劲。管理层就是个打工仔。你要沟通，而且要和所有的主要股东沟通好，甚至对待小股东也要按照规定、按照法律及时地披露信息。没有必要选择某一种所有制的股东，民营企业一定就不行、央企一定就是好的、万科也不一定是央企的万科，你有那么多的公众股东，是不是？

何伊凡：您这建议听起来有点像和稀泥，就是大家都各让一步。

陈九霖：我讲的是事实，不是各打五十大板。我从中国航油事件走过来，如果让我来处理万科这个事件，可能现在要圆满得多。如果我站在宝能这个位置上，作为一个投资人，那我的做法可能不一样，我一定要想办法去跟管理层沟通，不可能说拿一个股东会的提议，把所有董事都给免掉。我肯定不这样做，这个结果肯定适得其反。

何伊凡：如果您是万科管理层呢，比如王石？

陈九霖：我也一定是要很好地去沟通、充分地沟通，不管谁来，能保障万科的发展就行，这是大家共同的利益所在。同时，你保证我的管理层继续管理万科就行了。其实，现在这么谈还来得及，你知道吗？不是说现在谁昂起头来就可以挣足面子，其实没有面子，你低下头来，别人才会给你面子。要说情怀，这就是最大的情怀！《圣经》说，成熟的稻子会低头，空瘪的稗子才昂首。

你总是昂着一个头，好像谁欠你的一样，事情就很难办，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是该收手的时候了。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谁系的？两方面都有，彼此给对方下套，你给他脖子上套东西，他给你脖子上套东西，互相拉。

何伊凡：越拉越紧。

陈九霖：越拉越紧，大家都是死路一条，是不是？那还干吗？我首先松掉，我松完我迈出去一步，这不是弱者，相反，这是一个强者、是一个智者，你给人家一看，人家觉得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相信这个问题只要谁低头，谁第一个低头，谁就会赢得最高的奖赏。

何伊凡：您收购了这么多公司，自己化敌为友的本事在哪儿？

陈九霖：讲讲当年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的事例吧！新加坡淡马锡通过吉宝持股77%，我第一次收购时，向董事会和航油集团报告的价格是每股1.2美元，也就相当于每股1.4～1.5新加坡元。但当时它的股价是每股0.8新加坡元，我的运作团队站在公司的利益上考虑，就报价每股0.9新加坡元。而通过我的情报系统，我了解到对方是希望每股1新加坡元让我们收购过来。但我听信了运作团队的意见，按照每股0.9新加坡元去谈。被收购方的管理层就非常不高兴了，说我的净资产每股都有1.1新加坡元，你怎么按照每股0.9新加坡元收购呢？这是对我的不尊重。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教训，如果我那个时候不完全听取运作团队的意见，而是充分地尊重被收购方管理团队的意见，摩擦就会小很多。我会说，既然你净资产每股1.1新加坡元，现在股价0.8新加坡元，我们搞个折中，1新加坡元可不可以，我们就谈下来了。所以，我估计宝能和万科之间也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事，万科不欢迎你，那宝能就应该去做工作，你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我就按照你的条件大家好好谈，我分的利益哪怕份额小一点，公司搞好了，我的大利益还在那里。

何伊凡：其实，根据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说在收购当中既要解决利益问题，也要解决情绪问题，有时你没有解决好利益的问题，就会产生情绪的问题，甚至你没有解决情绪问题，就算利益到位，可能这个情绪也是一种对抗性的状态。

陈九霖：我觉得万科管理层与股东之间的冲突，掺和了很多情绪化的东西。一定要去掉情绪化，回到商业的本质上来。

何伊凡：万科的第一大股东也是国有企业华润，中国航油也是央企。根据您的亲身体会，管理层与国有大股东沟通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是什么？

陈九霖：首先，要勤汇报；其次，要熟悉那套体系。那套体系就是要有文字的汇报。你还要把自己摆到比较低的位置。当然，上市公司汇报是不一样的，要向所有的股东披露，不能只对某一个股东。如果不是上市公司，那你可能经常要就重大事件进行汇报、进行沟通。另外，国有企业还有一个人情在那里，说句实在话，你要跟一把手和具体运作的部门一把手处理好关系。

何伊凡：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只觉得跟大老板关系很好就行了。

陈九霖：每个央企都专门有个管理的部门，对下面的子公司进行管理，这个部门的主管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阎王好办，小鬼难缠，搞不好，这一群人给你私下吹点阴风、点点鬼火就很难办了。因为国有企业办事时，往往要达成基本共识，老板才好拍板。万科作为上市公司，不好单独去向央企汇报，而是要向所有的股东披露重大事项。但是，在合规的情况下，有时候也可以交流一下，不要摆出“我是老大”的姿态。

何伊凡：您当年在中国航油的时候是如何处理的？

陈九霖：我当年在新加坡也算是有名气的人，虽然国内没几个人了解我，国外的名气还蛮大的，但我那时的姿态也是非常低的，国内的任何一个人去新加坡，不用说处长、司局长，就是科员过去我都亲自到机场去接。有时候甚至我自己开车，然后我一般陪的是三顿饭，早餐、午餐、晚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得罪了一些人，人家说，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不就只有陈九霖嘛！

何伊凡：所以，这就是人心，人家觉得荣誉都是你担了，扛雷还不应该是你？

在陈九霖还叫陈久霖的时代，他创造了中国航油净资产增长852倍、股东投资回报5022倍的奇迹。在中国和新加坡两地，他与达官显贵交往繁密，与豪商巨贾觥筹交错。

然而，命运在2004年10月出现逆转。自2003年起，中国航油经董事会批准后，开始从事石油衍生品期权交易，初期有获利，但后来交易员纪瑞德做出错误判断，出售大量看涨期权。2004年9月底，石油期货价格迅速攀升，最终导致5.5亿美元的巨额账面亏损。2004年10月，中国航油的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公司决定把所持的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75%股份的15%配售给机构投资者，筹得1.11亿美元，用于补足保证金。面对日本三井和美国高盛在英国的合资公司MERM的逼仓，自2004年10月26日起，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指令中国航油在高位逐步斩仓，5.5亿美元的亏损成为事实。

蹊跷的是，陈九霖最终承担的并非管理责任，而是因为母公司售卖股票，在新加坡监狱度过了1035天。

陈九霖出身寒微。这个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宝龙村的农家子弟，没有任何背景，靠个人的勇气与能力，成为商界“新星”；在2004年10月之后，又迅速陨落为“扫把星”，让他深深感受到“地狱就在天堂的隔壁”。他个人并未在交易中获得任何利益，也不是售卖股票的决策者和协议签署人，他既无犯罪意图，也无犯罪事实，完全成了“替罪羊”。

从天堂到地狱，陈九霖亲身体验了生命是何等的艰辛与脆弱！

何伊凡：陈九霖先生对万科这件事情有这么深的感触，和他个人的经历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还是回到那一段可能对陈九霖先生来说，有些不堪回首的岁月——2004年12月8日的凌晨。

陈九霖：2004年12月1日，我从新加坡回国，回到航油集团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当时集团公司安排我分管国际业务。12月5日，集团公司接到新加坡的一封函，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返回新加坡。当时，大家既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很多人说陈先生你别回去，回去会凶多吉少，你要等到中国政府和新加坡政府达成完全一致意见后，再返回新加坡。这其实很有道理。

当时，我母亲卧病在床。我在新加坡非常好的朋友，给我打了3个多小时的电话，劝我以母亲生病为由，不要回新加坡。他说，新加坡跟中国没有引渡条约，对我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做过越格的事情，商业的失败是我的过错之一，我并没有违法。

出于尽快解决好中国航油事件的大局观，我毅然决然地返回新加坡协助调查。

12月8日凌晨，我记得很清楚，飞机刚落地，到办理护照的移民关口，我像往常一样，大大方方往前走。突然，移民关口柜台的一位女士把我拦住了，说：“对不起，陈先生你稍等一下。”我问：“怎么回事？”没等对方答话，就有另一个人把我先带到移民关口的一个办公室门口，接着又带到一个七八百平方米的大厅。那里空无一人，我一个人坐在里面，被冷落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突然来了一个穿着普通衣服的人，对我说了一句：“Mr.Chen，you are arrested。”（陈先生，你被捕了。）我说：“什么意思？我被逮捕了？你是谁？”他说自己是新加坡警察局的，却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逮捕证。

何伊凡：那一瞬间您是什么感觉？

陈九霖：我脑子一片空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新加坡不是一个法制社会吗？怎么会出现一个便衣随便就来抓人呢？而且，我说：“你让我看看逮捕证！”他说：“没有。”我问：“那谁叫你来抓我呢？”他说：“上级。”我说：“那叫你上级过来！”他说：“对不起，我上级睡觉了。”我说：“那我给你上级打个电话，你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他说：“对不起，你必须配合我。”

我就这样以“莫须有”的罪名莫名其妙地被捕了！2004年12月8日清晨，各大媒体大肆报道我被捕的消息。这个做法一下子就把媒体的焦点引到我这里来了，所有的屎盆子都扣在了我身上。实际上，我已经被未审定罪了，被新加坡当局当作有罪推定了，以致各方都对我落井下石。

何伊凡：在那一刻您有没有后悔？本来您应该在老家陪生病的母亲走完最后一程。

陈九霖：实话说，还真没有后悔过，因为那个选择也是权衡了利弊。坦率地讲，我受到宿命论的影响比较大一点，看了很多宗教类的书。那个时候我觉得该我承受的我就承受完，我既然有这一劫，就不会躲；人为地躲过这一劫，没准有更大的一劫在后面等你。这件事尚未发生之前，有一天凌晨两点钟睡不着觉，我就起来去看书，结果拿了《周易》，正好翻到坎卦。

何伊凡：这是第29卦。

陈九霖：我的名字当时还是陈久霖，长久的久，3个字加起来正好29画。我觉得有点意思，坎卦是第29卦，坎卦之前是大过卦，坎卦之后是离卦；“离”通“美丽”的“丽”。坎，有好几道坎，不止一道，而且，一道比一道危险。那么，它的卦相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不能遇到事情就往后退，退了就退到大过卦去了，你就会犯更大的过错。你必须勇往直前，这样就会符合一马平川的离卦相，所以，我就写了一首诗，叫作《离坎》。

何伊凡：这主要是安慰自己。

陈九霖：当时，我已经有预感了。那首诗是这样写的：“《周易》设习坎，喻指处世艰。重险而慎往，离坎是平川。”那个时候，也就是那个便衣在移民大厅说我被捕之时，我内心实际上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说让我配合，我就马上要给中国大使馆打电话，给我的律师打电话。在这些都没有奏效之后，他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塞进一台空间很小的车里，带我到了一个警所。其间，警察做了很多手脚：电脑被拆了；手机被卸了电池；然后，还把冷气打开，房间里大概只有16度，冷得要死。当时，我是带着皮衣过去的，我就套上皮衣。新加坡这么热的地方，我却带着这些东西，看来冥冥之中早有预感。

何伊凡：您怎么会带着个皮衣？

陈九霖：新加坡那么热，我也从来没带过皮衣，就那次带了，这很奇怪吧！五六平方米的一个房间，温度大概只有16度，没有床，是水泥地，新加坡警察就把我放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皮衣一穿就睡着了，平常一夜只能深睡一个小时，那次估计深睡了3个小时，然后，有人来敲门了。

何伊凡：您对这种宿命的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

陈九霖：就在那个时候很强烈。还有一件事，2004年9月29日，我带着儿子到韩国休假。在乐天有一个模拟监狱，中间有些栏杆，是塑料做的，上面挂着一个手铐。小孩子童言无忌，做事也调皮，就把手铐给我戴上，然后，一下子把我推到监狱里去了。那时候，我就感觉特别不好，到了晚上，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从新加坡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大额账面亏损。所以，我就马上中止了旅行，飞回新加坡去处理那件事情了。

这种宿命论，主要是受到农村文化的影响。后来，我读了很多关于宗教的书，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现在，我不那么看了。我现在认为，人生其实如草木，地球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栈，我们就是一个过客而已。

何伊凡：这就叫作生如逆旅。

陈九霖：对。

何伊凡：很多人都说监狱可能是让人感觉最没有尊严、最耻辱的地方，您觉得呢？

陈九霖：本来咱们讲万科，又谈到这些事上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件事早就云淡风轻了，但是，你感兴趣，观众有兴趣，我就说两段。

我举个例子，新加坡签署了《维也纳公约》，是要保障囚犯利益的，可是，在我住的那个监狱，在我坐的那个监牢，大家都睡水泥地。(www.xing528.com)

何伊凡：没有床吗？

陈九霖：没有床，就睡水泥地。新加坡那么潮湿、那么热，睡一晚上，地上全是湿的，等于睡在水中。只要去监牢试一下，马上就体会到什么叫水深火热。我好不容易找大使馆斡旋，要了一张床，结果发现，这个“床”只有一个塑料壳，中间是空的，我一躺上，整个人就窝进去了，还把身上的肉都给夹上了，后来我就没办法了。

何伊凡：没有床垫子吗？

陈九霖：没有。再后来我就没办法，把书放进去做垫子，认为书放进去把塑料床壳支起来会好一点。可是，书会挪动，太难受了。还有，我最后打扫卫生，把那个塑料壳翻起来，发现一堆蟑螂，这么大个儿的，估计要是吃3个就饱了，顶一顿饭了。

何伊凡：在那里面有没有被打过？

陈九霖：我倒没被打过，但是，我看到有人被打过。

何伊凡：是狱警打人，还是囚犯之间斗殴？

陈九霖：都有，囚犯在洗衣厂里没什么工具，借助什么打架呢？墙壁上挂着灭火器，捞起就往别人头上砸。警察打人的场景我也经常看见，我就不说出名字来了。当然，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我们在房间里，听到外面有像即将死去的狗一样叫的那种声音，那就是有人在打囚犯，是谁打的我都知道，我不去说这个事情，怕影响那个我熟悉的警察。实际上，那个警察对我还是蛮好的。

何伊凡：在新加坡的监狱里，您接触的这些人，是原来您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打交道的一群人吗？

陈九霖：从没想到，从来没想到。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我到监牢6个多月之后，突然有一天，我迎面碰到一个人，这个人问：“陈总，你好吗？你信仰上帝吗？”我就问：“你怎么认识我？”“陈先生，天下何人不识君？你在我们这里很有名，电视上天天看到你。”他说，“这样，你来6楼，我们坐一会儿，里面有空调吹一吹。”你知道，新加坡热得要死，像火炉子、蒸笼一样，监牢里又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

何伊凡：每天有多长时间出来放风？

陈九霖：放风说是一个小时，但是，掐头去尾，最多45分钟。为什么要掐头去尾？一出来的时候，一堆人排队吃药，10～15分钟就过去了；时间差不多的时候，要提前收回来。而且，整个节假日都在里面待着。后来，那个人就说：“你上来吹个风。”我听到吹风就好高兴，什么叫自由？那才是自由，什么叫幸福？那才是幸福。你在水深火热之中一下子有空调吹，那是天大的幸福，什么也不想了。

何伊凡：这种幸福是您原来做总裁的时候体会不到的。

陈九霖：当然体会不到！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体会到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写得特棒：“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生命和爱情，这两个都是很美的事情，对吧？但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为了自由，生命和爱情都可以不要。在那种情况下，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幸福。自由就是最大的幸福！

何伊凡：您继续讲这件事。

陈九霖：那个人带我一起享受空调。那时候，他就给我说：“陈总，你知道吗？你到这里来是上帝安排的！”我说：“啊？我就不理解，上帝在我印象中是仁慈的，怎么安排我来受苦受难呢？”他说：“你不知道，上帝是有美意的，他安排你来，对于你来说绝对有美意，我跟你讲两条吧：第一条，你原来高高在上，跟我们的总理、跟我们的总统在一起，是吧？跟我们的国父一起吃饭、坐飞机，是他们的座上宾。你哪里了解普罗大众的痛苦、苦难和他们被冤枉的这种情况，是吧？你不了解，让你来了解，上帝让你来体会一下，对你的人生是种升华。第二条，中国在发展，都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上帝考验你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上帝在预备着你，你将来一定会发挥作用的。”

他跟我讲的这两点，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当时我从没想到跟这些人为伍，但是，和这些人在一起相处之后，发现他们其实不都是坏人，用一个很贴切的词来形容，他们都是“失败者”——人生有各种各样的失败者。人啊！谁都想学好，谁都想过着体面的人生，但是，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

何伊凡：这种经历，实际上让您对人性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陈九霖：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性。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高官也好，还是哪个国家的富豪也罢，到了新加坡的监牢，个个衣服先被扒个精光，抠开屁眼儿让警犬去闻。

何伊凡：很大的羞辱。

陈九霖：很大的羞辱，什么尊严都没有！

何伊凡：您在里面读了很多书吗？床垫子都是拿书填起来的。

陈九霖：读了四五百本书。一天有可能看一两本。后来，看书也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方法，比如，哪些要精读，哪些要泛读。

何伊凡：都看的什么书呢？

陈九霖：各个方面都有，大部头的《资治通鉴》读完了；《史记》读完了；《圣经》190多万字，从头读到尾，读了3遍。

何伊凡：经过这样的事，您对您的命运开始有什么样的理解？

陈九霖：对命运，更多的是看淡了，觉得人就是一个过程而已，就像地球上的其他任何生物一样。农村有一句话，叫“人死如灯灭”。死就死了，什么也就没有了。没有见过人死后再来的，什么后世之说，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安慰吧！

陈九霖现在是北京约瑟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约瑟是《圣经》里敬畏耶和华的义人。《圣经》共描述了3个名叫约瑟的义人，其中的一个，曾经受到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的迫害，以致被卖到古埃及当奴隶；在埃及的主人家里，他又因受到女主人的诬告，被囚禁至少两年，后来当上了埃及宰相。这也是陈九霖的英文名字，公司和自己都取这样一个名字，暗合了陈九霖的心境。

2009年1月20日出狱后，陈九霖曾全职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任职近3年，2012年重新创业，主要业务包括投资、投行、基金，而投资分布在能源、健康、节能环保、教育传媒、互联网和稀有矿业六大领域，到采访时已经投资了30多家公司。很多有入狱经历的企业家，都曾希望能够东山再起，如前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顾雏军等，但真正能做到的寥寥无几。不用说恢复往日风光，即使再有个小局面也难。陈九霖、褚时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

陈九霖自述现在有了更多的耐心，他是巴菲特的信徒，信奉寻找“更湿的雪与更长的坡”，反正他觉得自己还是“90后”，不着急，慢慢来。

人生不外乎两个字，无非是“拼”与“熬”。现在陈九霖更倾向于“熬”，这也是他心态的一个调整：在“中国航油事件”之前他更喜欢“拼”，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拼一把再说。但现在他更多的是熬。如果说以前的他是牙齿，那现在的他是舌头。但他觉得，最终先老的、先掉的还是牙齿。

何伊凡：很多人出狱之后，都有东山再起的愿望，但真正能够获得人支持的其实不多。

陈九霖：这个我觉得是有多种因素，还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讲得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投资人投你，他就投你一个希望，是不是？希望在哪里？首先在于团队，团队在哪里？首先在于领军人物。领军人物要有一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人家支持你，我觉得也是理性的。

另外，就是厚德载物，别的我不敢说什么，我有很多的错误，我的错误和缺点，多如牛毛，或者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太阳一出来，整个天下都是太阳的。我的优点就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想做一点事情。中国航油事件那么大，最后新加坡也没抓住我的毛病，法院得出结论，陈九霖没有个人私利。法院最终判我完全是出于政治因素。

何伊凡：您为什么在50岁的时候选择创业？因为你其实在央企也可以有很好的安排。

陈九霖：现在是“双创”年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是赶上时代的潮流了。自己经营这么多年企业，两个方面我认识得比较深刻：第一个方面，我觉得做任何事情要顺势而为，要看准大势所趋。我觉得创业，包括你也是在创业，都是顺势而为，这个势在这里，我看得很清楚。

第二个方面，我体会最深刻的就是要做“蓝海”，你要抓住别人看不到的机会。有人说这个海跳下去肯定是淹死人的，有的人说这个海水里面有鲨鱼，讨论来讨论去，你要跳进去试一试，去体验，没有被鲨鱼咬死，也没有淹死，你就对了，这就是我的逻辑。

何伊凡：后来投资人是怎么遇到的？

陈九霖：有个小故事，有一位做能源的投资人，很多年前就了解我，在我们家门口有一个露雨轩茶馆，他请我到那里去喝茶，说：陈总我想跟你合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我说：怎么合作？他说：如果愿意，我投资给你，我没多少钱，账上就8000万，就给你玩去，玩亏了也没关系。显然，他的话有两个意思，一是说他很信任我；二是说他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中国航油当时的那个事件，实际上还是有阴影的。

何伊凡：阴影面积可能也不小。

陈九霖：如果不是把我整得那么惨，估计今天我反弹的力度会更大！他说了一句话：你亏了也没有什么，实际上就是说当年的亏损事件让他至今心有余悸。

何伊凡：为什么早期做的这几个项目都是在您老家湖北附近？

陈九霖：那边是我的老家，老乡支持我的人比较多一点。我们投资的第一个项目，4年半投资回报20倍，已经套利退出了。第二个项目有五六倍的套利，也退出了。第三个项目以13倍的投资回报套利，也退出了。以后每年陆陆续续有不少项目投进去，也有不少的项目套利退出。我的产品就是企业的股权，不断地积累更多的企业，不断地套利，成熟地套利退出。

何伊凡：基本上还是在过去相对来说比较擅长的领域，比如能源。

陈九霖：基本上做我熟悉的内容，进行过充分研究的领域。

何伊凡：过去在中国航油工作这么多年，哪些工作经历您现在做并购的时候会对您有参照价值？

陈九霖：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内容，比如，做一个企业并购时，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企业的价值及其成长性；你怎么去判断这个企业的股东；你怎么去妥善地处理矛盾，就像万科的这个事，怎么妥善处理好与所投资企业的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然后，谈判的一些技巧，我觉得也都还是蛮有帮助的。

何伊凡：有涉及一个资本市场环境的问题，您在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时候，差不多是12年以前。到现在12年过去了，资本市场可以利用的工具以及资本市场的环境都不一样了，您现在出来做的时候感觉还跟得上时代吗？

陈九霖：坦率地讲，我觉得变化也不是太快，本应该快一点，我举个例子讲，早在2002年，14年前，我用到的金融工具今天很多人都没用过，今天在国内还用不上。

何伊凡：国内还有一位企业家跟您有相似的经历，褚时健老先生，您跟他见过吗？

陈九霖：我见过，我去年中秋节在他家过的，那老先生蛮不错的，他太太马静芬也非常友好。

何伊凡：我在您办公室看到很多您和巴菲特的合影，这个老爷子给您的启发是什么？

陈九霖：第一个，“滚雪球”。

何伊凡：最长的坡、最湿的地。

陈九霖：找最长的坡、最湿的地，慢慢地滚，一定会滚出一个大雪球，这个理念对我影响很大。

第二个，他讲的价值投资理念，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不要被市场上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左右。现在信息太多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是标题党。实际上，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价值就行。

第三个，对我影响大的就是长期持有。我去深圳演讲过几次，那里的人告诉我：“陈总，深圳人都想赚快钱，今天结婚明天就要生孩子。”我就对他说，你在深圳仔细观察一下，这里的大企业有几个是赚快钱的呢？就是万科，也经营了二三十年才走到今天这个地位，华大基因到现在为止也没怎么赚钱。

何伊凡：最后我想请您给朋友们一点建议，就是怎样在被打倒之后再站起来，这句话谁都会说，但是，当你真正倒在地上的时候，不一定能站起来。

陈九霖：你说得很正确！大话好说，但是，真要去承受煎熬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你要有个定位，你是不是想做些事情，想做大事情。你要想做事情，那就要历经风雨。另外，在“术”的层面来讲，首先要锻炼好身体。

何伊凡：这是为什么？

陈九霖：你身体不好，有心无力。

第二个，就是要有眼光，见得多了，智慧和方法就多了。

第三个，就是要有心态，有好心态。你如果不想做事情，你想享受，随便。但是，我觉得上帝造人就不是让你有太多的享受，一定让你经风雨见彩虹！你说你再苦，但是，有一个目标在那里，其实就是一种享受。叫你一天到晚地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有什么意思？反正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如果想做点事情、创造点价值，苦中作乐，苦也是乐，这样的人生才充实、才丰满。

何伊凡：人生可能是由两个字构成的，一个字是拼，另一个字是熬，您更倾向于哪个字？

陈九霖：那我可能还是倾向于“熬”，两个都要，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熬，这也可能是我心态的一个调整，在中国航油事件之前我可能更喜欢“拼”，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像万科管理层一样。

何伊凡：在入狱之前。

陈九霖：拼它一把再说。但现在我更多的是熬，如果说以前的我是牙齿，那现在的我就是舌头。

何伊凡：这个比喻好。

陈九霖：我觉得最终先老的、先掉的还是牙齿。

何伊凡：这是《道德经》说的，柔弱必胜坚强。

陈九霖：对，我觉得未来你会看到我的发展，现在很多人请我去讲这个、讲那个，我一般都不去，我就是自个儿做自个儿的事，我也不管别人对我的评价怎样？你对我评价得再好，不加持我一点；你如果踩我，当年踩我的人多得很，我被骂得狗血淋头，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也挺过来了。我天天去跑步，我在新加坡每天跑得大汗淋漓，别人“跑”着去诉说他的苦难，去谈男欢女爱的事，我就不管那些事情，我就去实实在在地跑步，后来跑得腹肌都起来了，很多人还羡慕说，陈先生有6块腹肌了。

何伊凡：比进监狱之前身体要健康。

陈九霖：对，我现在每天也都走1万多步，今天可能有2万步，昨天1.8万步，是吧？现在走了1.9万步，天天走，也蛮好，是不是？这就是我的心态。

[1]附录2采访的内容发表于2016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