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的定位与改革方向：回到本源，探讨有效改革方案

如果说淡马锡模式不能套用，那么，中国国企改革又该怎样进行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回到本源，明确国企的定位与改革方向。

关于国企的定位，应该明确两个方面。

第一，国企就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一个市场主体，不能把它定位成政府或政府机构。

现在，有些改革把国企的功能太过延伸和异化，弱化了其公司属性，赋予了其太多社会职能，这恰恰是几十年来费尽力气要剥离的。我曾参加一次讨论会，一位权威领导讲，国企有18个社会职能，如救灾、外交、军事等。这哪是企业职能，完全就是政府职能！相反，企业的真正职能却被淡化、边缘化。企业应给股东分红，但国企上缴利润的比例和金额仍然偏低。国企就该把税和利润交给政府，政府拿着钱去做军事、外交、救灾等。

第二，国企只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所有制形式，与民企、外企是平等的市场主体。

国企为什么要做共和国的长子？其他企业都是次子、三子、养子吗？国企不应享受特殊待遇。比如，国企现在占有大量信贷资金，但一些信贷资金的使用并不规范。国有银行也很乐意贷款给国企，因为贷款出了问题，银行的责任也不大；相反，如果贷给民企，出了事，就会被怀疑是否有私利，这就很不公平。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发展如此之快，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吸收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现在民营经济创造了60%左右的GDP、80%左右的就业、超过50%的财政税收。

围绕国企定位的意识形态障碍，其实是没有全局观，是过时的“狭隘视野综合征”。(www.xing528.com)

维护社会主义和党的执政地位，关键不在于国企的比重，也不在于国企多么强大，而在于综合国力和执政党的把控能力。凡是在中国国土上设立的企业都是中国的法人，都要向中国政府缴税，都要创造财富，解决就业。只要把财富、税收、就业抓起来，中国的全球地位就会不断提高，执政党的地位就会更加稳固。

邓小平说，市场和计划只是工具，只要能解决好国富民强，就是社会主义的。同样，国企、民企、外企，只要能解决好国富民强，就是社会主义的，解决不好，那就不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说，社会主义是在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从“道”而不是“术”的层面看问题。

国企的定位清晰了，改革方向自然就明确了。

第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写得很清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全党、全民达成的共识。要牢牢把握住这一条，要知行合一。企业必须是市场上的独立主体，市场环境必须公平、公正。政府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军事、外交、救灾等都是政府职能，不能让企业去承担。让企业承担也可以，但必须付费，而且，各种所有制企业间的机会要平等。

第二，国企改革就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现在国企被束缚住了手脚，管得太多、太死。必须解放生产力，该放权的放权，该收权的收权，该倒闭的倒闭，该转型的转型，该“走出去”的“走出去”。一定要使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发展，给国企更多的“硬预算约束”，让国企自主做出决策并承担相应责任。华为、阿里巴巴为什么做这么大、这么好？恰恰是政府管得少的结果，恰恰是市场经济的结果。

第三，去行政化。现在依旧把国企当作国家机关，一些国企自己也这么认为。国企的文件都是红头文件，和政府文件一样。国企经常开各种形式主义的会议，上面领导坐一排，下面是听众。这些都正常吗？中国国企目前的管理，在决策、用人、分配等方面，都沿用了长期以来的行政体系。比如，一项投资决策往往经过企业内多层决策后，还要经过有关主管部门甚至国务院的多层审批。这种审批和决策机制发挥不了企业的积极性，反而削弱了企业的责任心，极大地影响了决策效率，容易错失重大商机。国企若采取政企合一的方式，还会使政府既是制定法律与政策的“裁判员”，又是直接负责企业经营的“运动员”，容易引发腐败问题。

[1]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4期，总第589期；原题为“淡马锡模式不是大陆国企改革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