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关键举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升级

从两个维度来观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个维度是，特定传统产业在不同国家经济结构中历史地位的变迁。以纺织业为例，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在不同国家经历了物是人非的穿越之旅。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靠纺织业起家，1785—1850年，英国棉织品产量从4000万码（码，yard，英美制长度计量单位，1码=3英尺=0.9144米）骤增到20亿码，增长了大约49倍。1800年，棉织品出口额占据全英国出口总值的25%；1828年棉织品出口额高达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棉纺工业发展到一个高峰，纺织工业出口额占世界纺织贸易总额的58%以上，几乎垄断了全球的棉纺织品市场。而今，纺织业在英国产业结构中几乎不见踪迹。美国的纺织业也曾经具有较大规模，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50年代美国纺织品生产技术和纺织机械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凭着棉花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棉纺业，棉纺锭数最高达3600万，并开启了化纤工业化生产的先河，美国东南部曾经遍地都是纺织厂。但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以及后来的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成本，以及新工业产能使得美国的纺织品生产业成为一个亏本的行业，从1994年到2005年间美国有超过90万从事纺织服装业的工人失业，那时大多数美国纺织公司选择停业或将业务迁移到国外。而今，在美国产业结构中谁都不会拿纺织业说事。然后是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纺织业影响很大，1947年日本开始出口纺织品，1955年纺织品出口额占到整个出口总额的37.13%，居第一位。1957年，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纺织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纺织制造中心，许多日本影视剧，如电影《啊，野麦岭》、电视剧《阿信》等，都反映了日本纺织业工人的生活。而今，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主要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到主要进口国的蜕变，成为继欧盟、美国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进口市场，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消费市场。接下来是中国香港、韩国等亚洲四小龙时代。1947—1958年这段时期，中国香港地区纺织业迅速崛起。1958—1980年是中国香港地区纺织业的全盛时期，也是快速发展时期。但20世纪80年代后特别是90年代，伴随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以及香港经济的转型，中国香港地区纺织服装制造业迅速衰落。

中国改革开放后纺织业不断扩大，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全球纺织品产品出口方面增加了8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国。中国是全球纺织产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也是产业链最完整、门类最齐全的国家。2015年，中国纤维加工量达到5300万吨，占世界比重超过50%（类似钢铁产量，中国世界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的纺织业也正在遇到劳动力资源紧张、成本上升等挑战。可以预见，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纺织业的重要性下降是必然趋势。纺织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地位的兴衰变化，折射出产业结构必须与时俱进，转型升级的基本道理。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就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另一个维度是，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变化。如美国，1860年以前，产业结构中轻纺产业占主要地位；1860—1900年钢铁、煤炭快速增长，并出现电子、化工和汽车产业；1900—1950年重化工业产值超过轻纺产值，钢铁、机械制造和化工产业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把钢铁、汽车、机电作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1970年以后，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航天航空、IC、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1990年以后，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加强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进入新世纪后，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能制造、3D打印等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这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存在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任何产业都不能成为永久的主导产业，如果说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就是创新和升级。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支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错过了前几次工业革命，国家和民族陷入了100多年被动挨打的落后地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中国一定要实施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搭上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快车，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确保社会有公平的分配结构和发展机会(https://www.xing528.com)

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特别是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保持收入分配结构合理而稳定十分重要。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总体上都保持了这一特征。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日本初次分配基尼系数往往超过0.4，但通过收入再分配后，基尼系数降低到0.3左右，而且保持长期稳定。韩国的基尼系数也介于0.30～0.35，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而拉美国家基尼系数持续偏高，通常在0.5左右，且多年如此。2013年巴西基尼基数为0.547，智利0.521，哥斯达黎加0.507，秘鲁0.481，墨西哥0.472，委内瑞拉0.448，阿根廷0.445。收入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矛盾，损害效率和增长。正因为如此，“中等收入陷阱”又被称为“拉美陷阱”。

我国的基尼系数呈现一种倒“U”形轨迹。改革开放之初，198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29（1979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为0.16和0.24），后来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明显上升，最高时达到0.491（2008年），近几年逐步收敛，但2016年仍达0.465。尤其需要重视的是，社会财富分配差距迅速扩大，有学者测算财富分配基尼系数达到0.52。据世界银行（2010年）一项研究表明，中国1%的家庭占有全国41.4%的财富。有的科研机构（西南财经大学，2014年2月）调查显示，中国10%的最高资产家庭拥有60.6%的资产。这些数据可能不准确，但所反映的财富分配差距应当重视。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福布斯2017年全球亿万富豪榜中（共2043名，1940个排名，有并列），中国富豪已有较大的数量和比重。其中，中国大陆富豪有319名，占15.6%；前100名中，中国大陆富豪有7名，占7%，前200名中，中国大陆富豪有14名，仍占7%。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和财富分布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项重要课题和挑战。财富会产生收入，财富差距会带来收入差距，产生马太效应。十八大报告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这是十分正确的方向，关键在于具体落实。同时，要持续推进教育公平、就业公平，既促进人们在区域间横向流动，又促进人们在社会层次间纵向流动，使社会始终充满活力而又规范有序。

反对民粹主义，努力保持“两个同步”

民粹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过于迎合民众的非理性诉求，超越发展阶段和国家财力提供过高福利，吊高胃口，导致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拉美国家民粹主义较为盛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较多。例如，1970—1994年，巴西财政赤字水平达到GDP的8.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处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方法、途径和原则。一是坚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不做过多的承诺和过头的事情。二是既要锦上添花，又要雪中送炭，把资金用在刀刃上，重点帮扶低收入群体特别是贫困家庭。三是努力实现“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两个同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坐标系，使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提高效率的基础上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民生福祉。在实践中对这“两个同步”应当细化量化，可以容易地进行比较、参照和监督，例如把偏离度定在10%之内，确保既不向一个方向偏离过多，也不向另一个方向偏离过多，从而沿着正确轨道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