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跨越和陷入的国家及其内涵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最早提出的，报告认为，“在缺少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将很难维持其历史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由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自然下降，基于要素积累的策略可能会带来持续恶化的结果。拉丁美洲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的典型，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复兴》第17-18页）。其内涵主要是指，某些国家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从一个较长时间段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分化为两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占67.3%，似乎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在这35个国家中，13个为拉美国家，11个为中东、北非国家，6个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3个为亚洲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2个为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已经陷了相当长时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南非2016年人均GDP为5276美元）等已在“中低收入陷阱”中受困长达六十余年，委内瑞拉在“中高收入陷阱”中也已超过六十年。“中等收入陷阱”实质是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只能被迫进行存量调整，陷入“增长停滞—社会动荡—经济失序—复苏无力”的恶性循环。伊朗和马来西亚人均GDP分别于1983年和1992年达到3000美元，但至今仍未跨过中等收入上限（2015年分别为5038美元和9768美元）。整个拉美地区20世纪80年代经济年均增长1.2%，人均GDP增长为-1.9%，其中1963—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还出现了16年负增长。阿根廷、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四国分别于1986年、1990年、1994年、1996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但之后这些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攀升、社会矛盾激化、群众抗争此起彼伏，沦为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

表5.1　世界银行不同国家人均GNI划分标准（美元）

续表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不多。1950—2008年，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除去8个西欧周边国家，只剩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东亚新兴经济体有的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其中日本的发展水平已较早位居世界前列，世界银行用“东亚奇迹”的概念予以肯定。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用了二十三年左右，韩国1970年人均GNI为260美元（1978年中等收入标准人均GNP为260美元，韩国1976年人均GNP为67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在1981年为2070美元（1987年标准为1941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1993年达到8980美元，越过了8625美元的高收入门槛；2015年为27450美元，2016年约为27533美元。从历史上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或公元前396年）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雅典“十将军”之一。他曾参加伯罗奔尼撒战争，因被上级指责贻误战机，且有通敌之嫌，遭革职流放。在此期间写下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因这本书而有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一说。他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一章第21页）。他认为，新兴力量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老牌霸权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这种守成大国与新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被后人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但修昔底德本人从未用过这个词。

在能查找到的资料中，“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1980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当时用来警告美苏之间的“冷战”。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鼓吹者。他在2015年9月24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Destined for War: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一文中，研究了世界近代历史（16世纪以后的世界史）中的16个案例，发现其中12个最终走向了战争。(www.xing528.com)

根据其他一些西方学者统计，在1495—1975年，欧洲共发生了119次大国战争，其中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同时参加对立双方作战的战争有64次，占全部大国战争的54%。这些西方学者从历史考察中得出了“新兴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大国之间战略冲突不可避免”的结论。

近代以来德国和日本很典型。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德国各邦建立德意志帝国后，德国迅速崛起，取代了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之后，就想在亚洲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发动了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战争。

“金德尔伯格陷阱”

金德尔伯格（1910—2003年）是美国国际经济政治学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构建者之一，主要著作有《西欧金融史》《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国际经济学》《1851—1950年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反响：贸易、金融及增长的比较研究》《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经济霸权1500—1990》等。

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金德尔伯格提出，如果原有大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而新兴大国又不愿或者无力领导世界，那么世界会陷入无序。例如，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在于，大英帝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但是美国又不愿领导世界，由此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使得整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始终处于大萧条之中，并进一步导致了强调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兴盛。他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居霸权或者主宰地位的强国来维持秩序。

“塔西佗陷阱”

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当一个政府或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塔西佗（55—117年）是古罗马帝国执政官、元老院元老、著名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是《历史》和《罗马帝国编年史》。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罗马皇帝尼禄死后，被选为下一任皇帝的迦尔巴下令杀死了一个造成叛乱的将领，以及另一个可能发动叛乱的将领卡皮托，而且命令未到达之前他就已经被处决了。有些人认为卡皮托没有这样的野心，对迦尔巴的做法产生了不满，《历史》一书对此评论道：“不过外界对这两次的处决的反映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的渊源。英国思想家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中“论谋叛与变乱”一章中，在论述国家虽有良好的举措，但由于谣言的恶意解释而遭受诽谤时也说过：“如同泰西塔斯（即塔西佗）所说的一样：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举措和坏的举措同样地触怒人民。”

但“塔西佗陷阱”这一概念却出自中国学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潘知常教授在2007年8月一篇讲稿中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我把它称之为‘塔西佗陷阱’的怪现状，‘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罗马的执政官塔西佗说过一句话，他说，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的政策和坏的政策同样会得罪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