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走过将近40年，取得了很大成果。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收入8000美元，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平均水平在40000美元左右，美国超过50000美元。从经济增长的进程看，中国总体上仍处在追赶期。这个定位很重要，中国还得放低身段，谦虚谨慎，该学习的还是要好好学习，该模仿也还要模仿。模仿可以用更低成本、更短时间使自己获得进步，为什么要放弃呢？从8000美元到四五万美元，这个差距很大程度上要靠愿意学习、善于学习加以缩小。当然，中国经济将来的创新因素会更多一些。
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后，增长动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经济如何提升效率。二是有一些行业，如部分服务业，对中国来讲可能是新的行业，但是对发达国家来讲是老的了。这方面中国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三是前沿性创新带来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下一步新的增长动能，大部分还是来自前两部分，也就是广义上的老经济。老经济如何能够激发出新的增长动能？就是要把老经济加上新体制、新机制、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等，全面激发出新的动能，从而使其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新经济。做好这个加法，就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有如下六个方面的新动能。
第一，行政性垄断的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和竞争。
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点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民营企业有呼声，说制造业成本过高。福耀玻璃集团的老板曹德旺，在美国投资建厂的时候算了一笔账，说在制造业的土地、能源、物流、环境、通信、融资等成本，中国大概高于美国1倍到2倍。我们也收集了一些资料，表明这种判断是能够成立的。
图5.7 中美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对比（元）
图5.8 中美工业用电价格对比（元）
图5.9 中美汽油价格对比（元）
在以上中、美（英）制造业成本对比图中。中、美工业用天然气价格基本上相差两倍，工业用电价格的基本相差一倍，汽油价格相差将近一倍。中国移动与英国运营商之间的通信成本，相差将近两倍。融资成本比较，最高的线是中国的，下面的是其他国家的。
中国还处在追赶期，人均收入8000美元，为什么他们人均收入四五万美元，生产成本反而比我们还低？有人说美国土地比中国多，地价更便宜，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还是中国在与这些要素相关的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问题。比如，在石油领域，虽然“三桶油”表示油价要随行就市，国际油价变了就要及时调整，但是上涨时调整得很快，当全球油价往下跌的时候，只下调了一段时间，就不再往下调了，说企业受不了。问题是，国外那些石油公司就能受得了吗？如果把国内原油、成品油市场和国际打通，让国内石油公司参与国际竞争，让国际石油公司参与国内竞争，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关于通信费用，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通信消费群体，有最大的电信公司，市场是最大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但为什么资费水平降不下来呢？还是因为竞争不够。我们多次提出，能不能让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行业外资本组建一个基础电信运营商，不仅仅是做虚拟电信运营商，还要进入到通信市场去冲一冲，情况就会有变化，那时通信公司一定会主动降价，不是要它降，而是它要降，因为降价才能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关键是要把实体经济的能源、通信、物流、土地、融资五大成本降下来。这些仅靠一些口号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是降不下来的，必须通过啃硬骨头的改革才能实现。
第二，加快大都市圈发展与相关改革。
过去一段时间，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得非常厉害，原因是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重要结构性变化，那就是大都市圈正在加快发展。二、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也在涨，但是要看它是在什么地理位置，是不是在大都市圈的范围之内。大都市圈以外的一些地方，虽然有些是省会城市，但房价不一定涨。大都市圈成长得很快，因为那里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城市的聚集效应更加明显。人口特别是青年人更多地往那里流动，通俗地说是因为能挣到钱，正式一点说是因为就业创业机会多。
2015年中国人口净流入的前三位城市——上海981万人，北京882万人，深圳782万人——正是三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中国进入新时代，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要创新驱动，要转型升级，这些大部分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里，其他地方机会相对少一点。这是很正常的，符合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的规律。发达国家到了这个阶段以后，都出现了类似现象。
图5.12 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
美国东西海岸分布着都市圈，人口也比较多。日本三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横滨都市圈，大约集中了日本人口和GDP的三分之一。大都市圈人口和GDP的占比，在日本、英国、法国、韩国都相当高，中国的大都市圈目前的占比还很低。这意味着我们的都市圈人口和GDP的比重还要往上涨。因为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的相关性还是相当强的。
图5.13 城市经济密度（单位：亿美元/平方公里）(www.xing528.com)
城市经济密度，是指一平方公里产生多少亿美元的产出。纽约18亿多美元，北京才2亿多美元，上海3亿多美元，广州2亿美元，深圳2亿多美元。北上广深在中国已经算很发达了，单位土地的产出也已经很高了，但是和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比还差很多，这意味着中国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一些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与大都市圈加快发展直接相关，青年人向这些地方集中，对房子的需求在上升。但是房价涨得过高过快，甚至到了离谱的地步，原因更多在于体制、结构和政策层面的因素，包括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够直接进入市场，房地产税至今未能起步等。更重要的是，关于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政策，在一些方面与迅速变化的现实不适应。要打破这个困局，出路还是在于加快供给侧改革。
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比重长时间在25%以下，最近几年有所提升但没有超过3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40%以上，韩国首尔达到了60%以上。因此这个比重需要调整。
改变城市结构也非常重要的。在已有的城市结构中，人口、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核心区，带来了人所共知的诸多城市病。要解决这个矛盾，就要加快城市结构调整，要在大都市圈外围发展起一批中小城镇，把城市核心区过度集中的一部分功能疏解出去。这些外围的小城镇大体在核心区20～50公里范围内，由疏解出去的功能形成产业支撑，实现职住结合，也就是尽可能使工作和居住在同一地区；通过轨道交通把它们连接起来，使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到位，这样人们才愿意住进去。核心城市主要发展高端服务业，周边城市更多发展制造业。要形成这样的结构，都市圈容量还可以扩大，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提高。
此外，要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宅基地逐步流转的改革落到实处。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特别是长期租赁住房，实行租售同权。房地产税是城市化发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建设，应加快立法和实施。这项改革涉及利益广泛，还有一些疑问，比如70年的土地出让金都缴了，还要征税；低收入阶层本来就不宽裕，再缴房产税不合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应该都能找到符合实际、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办法。开始时，有些群体可以减免、有的地方可能是空转，但要先把这项制度建立起来。一项好的制度，最终大家都是会从中受益的。
第三，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分化，行业、企业分化和地区分化。这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必然会出现的。需求增长减缓，供给侧相对收缩，竞争加剧、分化、产业集中，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演变过程。我们已经讲了许多年的转型升级，但进展不大，其中存在一个增长阶段和环境的问题。如果需求空间还很大，人们日子过得不错，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转型的。所谓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一定是被逼出来的，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今后二三十年，中国不可能在所有行业都具有竞争力，但是一定要有相当多的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具备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通过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服务业发展。
中国服务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重点是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大概占到服务业的25%，中国目前还不到15%。生产性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还有社会服务业，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娱乐、体育等，发展的空间很大，相应地，开放的空间也很大。
不仅是对外开放，同样重要的是对内也要开放。中国过去的一条经验，是通过对外开放带动对内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这条经验现在仍然适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句话分量很重。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样才能创造出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五，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动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
中国已经拥有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中国的市场规模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世界上排在前十位的互联网企业，只来自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中国，为什么呢？人多。人多了商业模式才能够推广得开。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产业配套条件比较好，美国有的创投企业也要到深圳去找零部件配套。中国在历次技术革命中都落在后面，而且差距很大，但这次有很大的不同，差距已经在缩小，有些方面开始并驾齐驱，甚至局部领先。中国在这些领域，将会出现一批新的增长点和一批世界级技术、产品和企业。
第六，前沿性创新带来增长潜能。
最近人工智能、新能源的进步超出人们的预期，比如，无人驾驶汽车开始进入使用阶段等。虽然这部分能够转化为增长动能的比重还很低，但未来的潜力相当大。这方面形成的新增长动能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对于中国来讲，更重要的是要出现更多的区域性创新中心和创新型城市，形成有利于创新的环境条件，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让企业家、科学家等创新主体有稳定的预期，推动各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组合，不同创新阶段金融业应提供有效服务，产业配套条件和创新基础设施的支撑，等等。
以上讨论的是下一步中国经济中六个方面的新增长动能。这些增长动能的潜力要充分发挥出来，关键是要深化供给侧改革，重点是加快推进国企、土地、财税、金融、政府体制和对外开放等领域的改革。
从改革方法上来说，有两点很重要，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方向，是向东还是向西，方向不能搞错；另一个是划底线，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什么样的局面要避免。二是基层试验，大的方向清楚了，底线清楚了，还要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要让大家敢于去试错。改革就是创新，创新充满不确定性，只有通过大量试错才能找到对的办法。
如果改革能有一个实质性的进展，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后，依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既有潜力，中国可以在新的增长平台上争取10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发展，从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稳固基础。
【注释】
[1]本文根据长安讲坛第324期内容整理而成。
[2]刘世锦，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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