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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真相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针对过去7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国内主要有三种看法。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由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减速,仍然有不同观点。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中央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判断以后,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逐步形成共识。中国近几年经济减速是符合规律的,更重要是结构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就业整体上是稳定的。

探究中国经济转型背后的真相

针对过去7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国内主要有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是周期性的波动。这种看法基本是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为基础,凯恩斯理论认为经济是有周期性波动的。但是过去7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逐步由10%以上下降到7%以下,这用传统的周期理论很难解释。

第二种看法认为是外部冲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经济体国际经济整体是一个朝下走的态势,因此中国经济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出现了持续回落。事实上,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整个世界经济朝下走。2009年中国率先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当年中国经济大幅度回升,增长势头很强劲,当时的说法是中国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但是2010年第一季度以后,中国经济开始回落,而国际上发达经济体是在逐步恢复,最近几年美国经济恢复得相当不错。因此种观点也不能成立。

第三种看法是我一直提出或者坚持的看法,就是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也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最近人们都在学习党的十九大文件,十九大对中国经济有个重大的判断,指出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含义与我所说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一致的。

2010年,当时我领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研究,仔细观察了“二战”以后各国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二战”以后有几十个国家先后进入了工业化进程,但是大部分不是很成功,有些落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高收入行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等。这些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历了大概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国际元是一个购买力评价指标,我们采用的是麦迪森数据核算方法),无一例外,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下降的幅度大概是一半。日本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增长速度大概是9%以上,到了70年代初期直接下降到了4%。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都同样出现了这样一个下台阶的过程。

当时我们从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全国层面,二是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成六组,三是测算人均钢铁、汽车和发电量等重要实物量指标,结论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一定会下一个很大的台阶。

图5.1 中国的GDP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增长课题组测算。

图5.1是2010年时做的,到现在一个符号也没有变过。用不同方法测算的预测值,最后都落到这样一个区间。因此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判断,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进入增长阶段的转换。但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相信。2014年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人均GDP达到7565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就是11000国际元左右,与国际经验基本相符。

当然,到目前为止,对由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减速,仍然有不同观点。但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事实已经发生了。中央提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样一个重大判断以后,目前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逐步形成共识。这个认识真正要转过来也不容易,因为追求高增长已经成了惯性,但还是要认可和服从客观规律。

对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认识不一,分歧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迄今为止对这种现象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解释框架。既有的经济学理论,包括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等,主要解释后起经济体的“起飞”,对起飞后的可持续性,何时以何种方式“降落”,“降落”后的前景等缺少关注,更未形成有较好解释力的理论。

这种类型的增长阶段转换,是中国和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特有的经济现象。我们曾写过一本书《陷阱还是高墙》,提出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挤压式增长,这种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是要回落的。近年来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内在原因也展开了一些分析,简单地说,大体有三个方面。(www.xing528.com)

一是房地产、基础设施等终端需求和重要的工业产品,包括钢铁、煤炭水泥建材等,在这段时间都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指的是某种产品的需求量最大或增速最高的那个点。经济学界好像很少强调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在整个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某种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了,出现后需求增长将会减速,甚至出现负增长

二是人口和劳动力总量与结构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典型的是劳动力。从2012年开始,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力每年大概减少200万人。劳动力总量减少了,农民工进城数量就不多,工资就要上涨,刘易斯拐点就出现了。这样的分析还存有一些争议,但总的来讲这个变化出现了。

三是资源环境约束边界的临近。最突出的就是雾霾。如果国家注重推动经济增长,注重增加GDP,到最后人们都不能出门了,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相当多的资源和环境容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底线,这样的高速增长还可能维持下去吗?

中国近几年经济减速是符合规律的,更重要是结构性的变化。过去讲中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主要是指工业比重过高、投资比重过高、过多依赖外需、过多依赖低成本的劳动力。在过去几年,这几个指标已经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性变化。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消费比重在持续逐步提升,相应的投资比重在下降。

过去每年出口经常增长20%以上,近年则出现了负增长,2017年虽然有所恢复,但是要想增长到两位数的水平难度很大,估计以后出口也就是5%左右的增长速度。这里面有国际需求变化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国内各种要素成本在上升,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的减速也是符合国际经验的,日本、韩国等国在经济开始下台阶的时候,出口也在减速。

劳动力总量减少、工资上升,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另外,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也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就业整体上是稳定的。尽管GDP的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每一个百分点所吸收的就业人数是增加的,2005年是80万人,目前已经达到170万人,这与增长基数增大有关,也与服务业比重增加,吸收就业能力提高有关。就业基本稳定,从一个方面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适合的。就业中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有的,比如,前些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几年结构调整,重化工业去产能,有些职工下岗了,有安置和再就业的问题。

过去中国经济属于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效益最好的时候也是速度最高的时候。因为增长速度高,产能利用率也最高,不变成本、可变成本相对比较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就比较好。相反,当速度下降以后,产能利用率就会下降,成本就会上升,企业的亏损面就会加大。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我们曾经做过测算,如果速度效益型的增长模式不变,当GDP增长速度低于7%以后,40%~50%的企业可能要亏损。因此经济开始减速以后,我们很担心企业效益会不会下降得太多。

企业效益确实是逐步下降的,但是总体上还算可以。2015年以后,企业的盈利水平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原因在什么地方?有6个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其效益更是大幅度地下降,把工业企业的平均盈利水平拉下来了。中央提出去产能,就是要解决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问题。这种局面最近已经得到了改变。

财政收入出现波动,但总体上还算稳定。有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增大。尤其是在东北地区,虽然财政收入下降,但民生方面的支出不能减少。最近,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减税,中国面临着挑战,社会上减税的呼声不小。从企业角度,可以提出诸多应当减税的理由,如果政府支出减不下来,实际上能减的空间有限。更重要的是,减税要和税改结合起来,房地产税、环境税、消费税等要加上去,同时将生产经营环境的税费减下来,要有这样一个制度和结构上大的调整。

前文回顾了过去7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过程和发生的变化,那么对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形势究竟怎么分析?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视角和方法问题。如果仅仅看增长速度,确实比以前下降了,似乎不如以前了。但一定要考虑经济增长阶段的背景。中国已经度过了高增长阶段,到了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这时候增长速度往下走是符合规律的,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来了。这个阶段主要不是比增长速度,而是比经济结构是否能较快调整,动能是否能较快转换,是否能保证不出大的经济社会问题

从国际上看,有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严重经济危机,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虽然中国遇到的问题比过去多了,但是毕竟还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宏观要守住不发生全局性、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虽然2015年的股灾冲击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毕竟还是稳住了阵脚。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的转变已经出现了,有些转变是历史性的、转折性的。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是从全球范围来讲,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角度来看,增速其实并不低,反而是相当高的,中国在转型期的表现是相当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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