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微波时代，呈现三大新特征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一个世纪性奇迹。从长期动态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轨迹并非线性，而是强周期性波动，上得快，下得也快，大起后伴随大落。虽然未出现全面计划经济时代（1953—1977）常见的古典型周期，也告别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期那样的负增长，但中周期的强波特征非常明显。

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个中周期：第一个中周期在20世纪80年代，1985年前繁荣，1986年后衰退，1989年、1990年达到周期谷底。繁荣期3年，GDP增长率从5.1%上升到15.2%，升幅近两倍；衰退期6年，GDP增长率从15.2%下降到3.9%，虽然中间有反复，但波动很大，峰谷落差接近75%，典型的强周期波动。第二个中周期在20世纪90年代，1992年前繁荣，1993年后衰退。繁荣期2年，GDP增长率从3.9%上升到14.2%，升幅为2.64倍；衰退期7年，GDP增长率从14.2%减速到7.7%，降幅为56%，强波特征显著。第三个中周期从21世纪初开始，繁荣期8年，比前两个中周期的繁荣期时间长2～4倍，但衰退期从2008年开始，截至目前尚未结束。

按照周期理论逻辑，始于2008年的中国经济的中周期调整应该在2015年前后结束。但实际上，2016年经济继续下行，GDP增长率从上年的6.9%减速到6.7%。2017年，政府主动将预期目标下调到6.5%左右，2016年下半年和2017年第一季度的复苏没有改变下行趋势，这意味着本轮经济下行的时长将超过10年。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中周期是消失了，还是在进行长周期转换？答案是后者。按照熊彼特的理论，由“繁荣+衰退”构成的长周期一般为50年左右，繁荣由创新动能逐步释放推动，衰退因创新动能逐渐衰竭而形成。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用两个半中周期走完了一轮长周期繁荣，2008年以来的经济下行既是第三个中周期调整，也是始于1978年长周期的调整，目前处在中、长周期调整的重叠阶段，只是长周期调整时间长于中周期调整时间。在这个重叠阶段，中国经济呈现出三个新的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经济运行微波化。2017年前三个季度，经济回暖，截至2017年3月，制造业和服务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企业发电和社会用电、铁路和公路货运量等先行指标均持续上升；价格特别是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在2016年初跌至近-6%的谷底后持续上升，快速反弹到2017年2月的7.8%；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其中出口由两位数负增长转为两位数正增长；工业企业特别是受益于去产能的钢、煤等原材料工业企业的利润，2017年前4个月的增速超过20%。这些都表明经济的确出现了短期复苏。据此，有人判断“经济新一轮上升周期开始”。可是到4月，主要经济指标又都不同程度地转弱，有人又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甚至“可能陷入改革以来第一次内生性经济危机”。然而从大趋势来看，这两种判断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在旧长周期调整后期和新长周期复苏前期，经济变化主基调是调整，所有复苏都只是短期的微复苏：上升幅度小、持续时间短；GDP名义增速反弹明显，而实际增速回升微弱。

从GDP名义增速看，2007年达到23%见顶后逐年下降，2015年触底6.5%后回升，2016年加速到8.6%，上升期累计升幅不到前两个中周期升幅的一半，预计这种加速会随PPI见顶回落而减弱。从GDP实际增速看，虽然近三个季度的增速趋向回升，但每个季度的加速幅度只有0.1个百分点，从2016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的6.7%加速到第四季度的6.8%和2017年第一季度的6.9%，而年率2016年比2015年减速了0.2百分点，如果年初预期值“6.5%左右”成为现实，则比2016年再减速0.1～0.2个百分点。因此，最近的经济复苏，属于季度性“微复苏”，年度增速仍然没有改变自2008年以来的周期性下行趋势，经济“L形”曲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走完“一竖”。

由于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的新旧长周期转换需要时日，短期微复苏后的下行，也将会是缓慢的、平滑的，表现为微降，不会出现1989—1990年那样的“硬着陆”，更不会出现1960年的-1.4%、1961年的-29.7%、1962年的-6.5%、1967年的-6.7%、1968年的-6.5%和1976年的-2.7%那样的古典型经济衰退。这是因为，整个经济的体制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自动稳定器作用机制基本形成，宏观调控方式有了很大改进，调控能力显著提高。从历史角度看，自1949年以后近70年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旧常态（1949—1977）到超常态（1978—2012）再到新常态（2013—？）三个大的阶段，在目前所处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周期波动明显收敛，微波运行成为新常态。这有点类似以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走势：上、下幅度都不大，且都向下收敛。所不同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从前一轮长周期上升期平均3%～5%向2%左右收敛，而中国从10%左右向6.5%左右收敛，二者收敛后，后者3倍于前者。如果遇到大事件冲击和大的政策性失误，西方发达经济体很容易出现古典型衰退（负增长），而中国经济可能出现离长期平均曲线乖离率不大的增长型衰退。

第二个特征是景气交叉。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经济增长的同步性特征明显：要上大家都上，你追我赶，歌舞升平，要下大家都下，同步收缩，拥挤退出，结果是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大起大落。自2015年以来，这个趋势变了，之前景气同步，现在变成景气交叉：有的上，有的下。

地区间出现经济景气交叉。互联网经济发达的杭州，2014年经济触底后快速增长；智能制造领先的深圳，2015年经济触底后一直稳定向上。而对资源依赖程度高的地区、城市的经济，目前还在下行途中，如果扣除“去产能”推动资源品价格上涨的影响，2016年山西、河北、辽宁、黑龙江经济增长的实际值在零轴上下。(www.xing528.com)

产业、行业间出现景气交叉。2017年第一季度，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6.8%，而机器人、光电子、锂离子电池分别增长55.1%、51.6%和35.2%。创新动力最强的深圳，2017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8.6%，其中新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航天航空、互联网、新能源、节能环保、海洋产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分别增长25.2%、19.3%、18%、17.4%、17.3%、14.9%和11.7%。有的产业、行业景气向上，甚至超常规增长；有的产业、行业景气向下，甚至持续衰退。

行业内不同企业间景气交叉。以家电为例，美的、海尔等部分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营收、利润快速增长，而大部分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的营收、利润不断下滑，有的甚至大量亏损。企业业绩的分化，出现在同一地区、同一城市、同一产业和同一行业。

地区间、城市间、产业间、行业间，以及同一地区、城市、产业、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经济景气交叉成为常态，呈现一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常态。25年前，我在写《强波经济论》时希望看到的西方市场经济经常出现的“景气交叉”现象，今天在中国出现了。

那么，造成这种景气交叉和业绩分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创新能力差异：创新能力越强，增长动力越强，抗衰退动能越强，复苏则越早、越快；创新能力越弱，增长动力越弱，抗衰退动能越弱，复苏则越晚、越慢。这是一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新常态，更是2015年前国民经济总量增长减速较快，而后减速放慢的深层原因。

第三个特征是风险结构化、分散化。近两年，宏观调控对防控风险格外重视，国家在安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财政货币政策措施时，加大了“去杠杆”的力度，这是对的。但是，研究者和决策者对微波和景气交叉经济的“风险”，应当有新的认识，并做出新的应对。景气同步造成强波，放大风险；景气交叉形成微波，降低风险。

与强波经济的风险长时间积累不同，微波经济的风险成于“微”，释于“小”，在时间上分散，像人体感冒一样将一些过剩热量在到达临界前逐步释放出来，可免生大病，免除大手术，也可减少大病带来的心里恐惧。以往的强波经济，“过热—高通胀—全面收紧—急剧衰退—全面放松……”循环往复，调整代价高，上升时恐慌，下降时也恐慌，经济运行效率低，宏观风险非常大。微波经济摆脱了这种“紧运行”的循环，GDP增速在6%～7%的区间内波动，上去平稳，下来平缓，既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促进持续性增长，也可减轻市场震动、摩擦，减少大调整的代价，平和社会心理，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降低宏观风险。

经济景气交叉，特别是“传统下、创新上”，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经济此消彼长，是一个“向好”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下”和“消”的领域，业绩下降，负债率上升，风险增加，具有必然性。市场经济不可能没有风险，存在结构性风险是市场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应对结构性风险的最优解决方案，一是让这些风险由市场决定其自动释放，防止小风险累积为大风险，以时间换空间；二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进有出，有生有死，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不断重组，这既可以防止和化解宏观风险，又可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突破目前的“劣币驱逐良币”（如只进不出的股票市场）格局；三是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特别是改善再就业环境，让退出者通过创新、创业获得再发展机会。总之，不能用“堵”的办法阻碍、停止风险释放，而应当用“疏”的办法让风险在不断释放中化解，在不断化解中释放，防止小风险累积成大风险、局部性风险聚集为系统新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