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与危机后的重构

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新的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的全球经济危机，开始促使人们对全球治理体系及机制进行重新反思。全球治理就是按规则进行的政治经济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全球的治理体系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是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竞争体系，是以双边关系为基础特征的。西方列强借以拉帮结派，钩心斗角，为了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国际市场而相互争斗，由此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短短二十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人们重新反思国际治理体系，认为这个体系是无法也不能维持的，它必须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多边化的客观形势，按规则进行治理，形成全球的治理。相应地，各国对规则进行协调、维护、平衡。这种多边的国际治理体系基本有三个支柱。

一个是政治制度安排。以《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联合国体系是政治制度安排，所有的政治冲突都要通过联合国大会表决解决。

二是经济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它要求投资贸易自由化，进行自由贸易。《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各参与方后来演变成WTO（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规则，如果有争端，可以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而不能单边发起贸易制裁。

三是货币金融制度安排，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安排的典型特征就是“双挂钩、一稳定”。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从而间接和黄金挂钩。由于美元跟黄金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关系是稳定的，形成固定汇率制。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相一致，金融监管和金融操作标准也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各国必须遵守。相应地，国际社会也成立了国际货币金融的组织，来协调和监督这些标准的执行，例如IMF。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现行的国际治理体系，就会发现它是建立在南北差距基础上的。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格局，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格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从GDP角度观察，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几乎各占全球的一半，南北差距几乎消失了，国际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国际治理的无效性和无力感上升，治理体系改革就很有必要了。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设立的目的是要克服国际收支流动性困难。在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的情况下，获得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是最重要的。如果某个国家常年逆差得不到美元，IMF就会提供贷款来帮助它。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国际收支顺逆差的责任是在美元的收受国。它们得不到美元，证明它们自身肯定存在某种问题，因此需要改革，需要调整，比如货币要大幅度贬值。这是传统治理中的国际收支调节的原则，似乎天经地义。但严重的问题是，这次出现的金融危机爆发在美国，是美元的提供国出现了问题，而传统的国际治理机制中不含有国际货币提供国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和义务，IMF当然没有办法了，于是只好听任危机持续肆虐。改革国际治理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首当其冲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二十国伦敦峰会，首先改革的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调节机制，并使其开始对国际金融稳定负责。

基于南北差距缩小的事实，改革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其治理能力已经十分迫切，但是改革难度也非常大。相关组织2010年就提出改革方案，直到2015年底才获得美国国会批准，发展中国家的表决权才得到某种程度的提高和认可。改革进展如此缓慢，同时金融危机又必须得以应对，于是出现了区域性、专业性的合作机制，这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完善和补充。除了二十国峰会外，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很多的国际治理机制，如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等。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人们就意识到亚洲金融体系存在货币原罪，主要表现在三个错配。

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不仅区外贸易很大，而且区内贸易也很大，但是无论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用的货币都是第三方货币，本区域的贸易、投资、交易不能用本区域的货币，因此出现了货币错配。一旦第三方货币不能及时补充，本区域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就没法进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这个事实，因为美元出现困难，全球出现美元的流动性不够，亚洲国家相互间的贸易和投资也就难以展开了。

二是期限错配。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各国迫切需要资本投入，因此也是全球外资流入的最主要目的地，外资不仅流入量大，而且增速最快。亚洲的基础设施需要更长期的投资，这也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B）特别受欢迎的原因。英国是第一个要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这并不是英国人对中国多么友好，而是它在亚洲地区殖民多年，知道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商业利益。亚投行作为创新的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有更长时期的投资需求，因而是有利可图的。亚洲需要长期资本，但客观事实是流入亚洲的大都是短期资本，这与亚洲的长期资本需求形成期限错配。更为重要的是，短期资本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造成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

三是结构错配。亚洲国家经济增长很快，形成了稳定向好的储蓄。但是亚洲地区金融市场非常落后，金融基础设施非常薄弱，金融体系也很脆弱，当地的储蓄不能被当地的机构所吸纳，并转化成当地的投资，反而是流向海外。亚洲国家形成大额的外汇储备，很多都放在美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一部分也放在美国，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等。美国拿到这个钱再反投到亚洲地区，形成对亚洲地区的直接投资，这就是投资跟储蓄的结构错配。(www.xing528.com)

将这三个错配称为亚洲的货币原罪，因为它是构成亚洲金融危机重要的根源。为了防范亚洲金融危机重演，必须减除货币原罪。这就构成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进行金融治理合作和建设地区金融组织的根据。

从过去一段时间亚洲地区经济金融合作来看，其具体做法是：首先要加强区内相互间贸易和投资，减少对区外的依赖。有中韩自贸区；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中国、越南、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六国的“澜湄合作”；此外，在中亚有上海合作组织。2017年9月在厦门召开了金砖国家合作会议，会议的重大成果就是金砖国家不再限于五国，而是变成“金砖+”，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可以参与金砖机制，由此金砖国家银行改名为金砖新发展银行。这些安排不仅有利于扩大区内国家相互间的贸易投资，有效减少了对区外国家的货币依赖，同时也有利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互合作和配合，缓解了货币上的错配。

其次，加强区内金融合作，改善金融基础设施。亚洲金融基础设施比较薄弱，金融落后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的短板，加强金融合作就成为重中之重。

2000年，在东盟的基础上开始有了旨在加强金融合作的清迈协定。2004年清迈协定在中国提议下变成多边化协议，即清迈倡议。这个倡议最核心的两点，一是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国际收支危机，建立总额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外汇储备库，其中中、日、韩三国出资80%，东盟为20%。2014年储备库增资为2400亿美元，而且各国份额不变。这个储备库类似亚洲的国际货币基金，并在新加坡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叫亚洲宏观经济办公室，来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现任办公室主任是中国财政部国际司的副司长。

二是要缓解期限错配，加快发展亚洲债券市场，设立亚洲债券基金。

在清迈倡议的鼓舞下，为改善亚洲国家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海合作组织也成立上合银联体，2017年5月又在北京成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其宗旨是联通合作，共治共享。除此之外，2015年成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其作用也是缓解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期限和结构错配。

但是金融合作还不止于此。人们发现要纠正这种货币原罪，最重要的是推进本币化进程。换言之，区内经济使用区内货币，实现本币化。这既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也是欧元区的经验。

由于亚洲本身的实际情况，目前尚无条件形成亚元，但次优选择是使用本地区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作为本地区的结算、投资、融资和储备的货币。这不仅是因为该地区主要经济体的GDP总量大，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主要经济体是该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出口目的地。

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曾经最有希望承担这个角色。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以及短视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而且使它丧失了日元国际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