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调控方式的深刻变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不同，其出发点在于它是以生产者为政策举措的作用对象。

需求侧管理的政策举措的作用对象是购买者、消费者，而供给侧管理则是着眼于生产者，这里的生产者包括：劳动者——旨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短期），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人力资本积累（长期），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旨在降低企业成本（短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长期）。目的在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效率；产业——旨在完善产业组织，提高规模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结构效益；布局——旨在完善生产力空间布局结构，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发挥区域优势。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11]

总之，供给侧管理和调控的着眼点在于，所有政策和改革举措都从生产者，特别是企业立场出发，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都要首先考虑会对企业成本、创新、效率、竞争力和结构升级产生怎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供给侧管理和调控的落脚点在于推进结构调整，不同于需求侧管理落脚于总量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12]

供给体系包括：产业组织结构——同一产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准入壁垒、规模经济、退出标准等；产业之间的结构——三大产业间的高度，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的结构协调，主导产业群的选择，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夕阳产业的退出等；产业的空间布局结构——产业的区域分布，区域经济结构战略等；教育和技术结构——教育的结构性调整和战略布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结构升级等。

总之，供给侧管理的落脚点是结构性改革，因而更具长期性和存量与增量相互统一的特性，不同于需求侧管理的总量效应的短期性和更多增量的特点。

供给侧管理纠正失衡的路径和成本，与需求侧管理不同。(www.xing528.com)

需求侧管理和调控针对需求进行总量调控，或刺激或抑制：一方面不需要制度改革，事实上短期内制度也不可能有较大的变化，只需在原有制度框架内运用财政（税收）或货币（信贷）政策即可；另一方面，对于不同方向的失衡，运用需求管理的宏观政策虽然短期内可能奏效，但实现路径是以加剧另一种失衡为代价，即若治理通货膨胀，要紧缩需求，但紧缩同时意味着加剧经济衰退（所谓奥肯定律，指一定的增长速度降低会带来一定失业率上升）；若治理失业，要扩张需求，但扩张拉动增长的同时意味着加剧通胀（所谓菲利浦斯曲线，指通胀和失业从需求看是互为代价的。）

供给侧管理和调控以提高生产者的效率为基础，目的在于经济结构升级。一方面无论是生产者的竞争力和效率的提高，还是经济结构的改变，都是长期的，同时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提高供给质量和企业及产业效率，可以在不刺激或者说不需强刺激需求的条件下，以其竞争力提高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甚至可以引领、创造新需求，因而可以不必为扩张经济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或为压抑通胀、牺牲经济增长而增加失业，这就可以避免需求侧在通胀和失业两类失衡治理上互为矛盾的政策效应。

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对治理“双重风险”并存的失衡作用不同。

面对“双重风险”（类似“滞胀”），需求侧管理具有突出的局限性，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失衡，在第一阶段即1978—1998年近20年，主要是需求膨胀，通胀的压力巨大，因而宏观政策长期紧缩。在第二阶段即1998年下半年至2010年底，主要是需求疲软、内需不足，同时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因而宏观政策由长期紧缩转为扩张性政策。自1998年下半年起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下半年又进一步加大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第三阶段即2010年10月宣布率先退出全面反危机政策轨道之后到现在，宏观经济失衡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局面，既难以全面扩张，也难以全面紧缩。宏观政策从全面反危机的扩张倾向，退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7年又进一步明确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目的在于针对“双重风险”实现稳中求进。在稳增长、保就业、保民生的同时，取得结构性调整的进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在稳中求进的同时，防通胀、防泡沫、防风险，守住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2017年宏观经济改革目标是：经济增长率6.5%，稳增长、保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4.5%，保就业、保民生；通货膨胀率3%以下，防通胀、防泡沫、防风险；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即M2和社会融资规模余额增长均为12%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即赤字率3%（2.38万亿），或企业税负3500亿元，或涉企收费2000亿元。

但松紧搭配并松紧适度的宏观政策组合，主要针对总需求起作用，能够缓解矛盾并为解决矛盾营造经济环境、赢得时间，但不能治本，不能从深层次原因上克服失衡。真正从根本上治理，必须以改革带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因为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13]

资本主义国家难以做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调推进，或者说我国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供给革命”。

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难以从根本上克服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冲突，政府与市场的矛盾难以真正协调，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现这种协调创造了可能；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脚点是结构性调整，而在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和政策看来，政府政策主要是针对总需求的总量调控，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升级应主要是市场竞争的过程，政府不应干预，因此提出的供给革命措施集中在减税上，而基本上难以包含产业结构政策；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是生产者，而在西方正统经济理论和政策看来，政府政策直接作用于生产者过多，会导致对企业权利和自由竞争的否定，进而对自由经济的否定，因此不敢深入到生产领域。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提出所谓“供给革命”，以期克服“滞胀”，但都未能真正奏效，不得不中途退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机制下，有可能使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调控更好地协调起来，中国经济新常态也要求把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