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新变化和新要求

第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达到新的起点、新的水平。到2016年底，我国GDP总量达到74.4万亿元人民币，改革开放近40年来，年均增长9%以上，从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1.8%，列世界十名之外，上升为占全球14%左右，按汇率折算为11万多亿美元，自2010年起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人均GDP年均增长8%以上，从改革开放初期世界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到1998年克服了贫困进入了温饱阶段（下中等收入），自2010年起跨越了温饱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到2016年底人均GDP达到5万多元人民币，折算为美元达到8000多美元，约排在世界第74位，成为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并已接近高收入阶段的门槛。

此外，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工业化已从初期进入后期，按照规划到2020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城镇化开始进入加速期，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到现在已达57%左右（按常住人口计），若按户籍则在40%以上，进入通常所说的30%～70%的加速期，预计到2025年分别能达到60%和50%以上。

第二，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新变化，产生了新约束、新瓶颈。从贫困状态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约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会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化。

从需求侧来看，需求会从旺盛转变为疲软，根本原因在于发展和体制两方面的变化。从发展性原因上看，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缓解并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生产水平低下造成的贫困和短缺；从体制性原因上看，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机制的完善，软预算约束造成的需求盲目膨胀得到了抑制，因而产能过剩成为常态，若再加上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内需不足与出口低迷相互交织，需求疲软会加剧。(www.xing528.com)

从供给侧看，要素成本价格从低廉转变为高昂，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中的需求拉动和供给的绝对及相对稀缺，因而核心竞争优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贫困状态下的要素成本低的优势逐渐丧失，无论是劳动力成本、土地及自然资源成本，还是生态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成本均大幅上升，使国民经济竞争力下降。

要素成本大幅上升会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需求疲软会带来经济下行的威胁，交织在一起便是所谓“滞胀”——成本推进的高通胀的同时，需求疲软形成低增长和高失业率。这就要求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以往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量扩大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拉动经济增长。

第三，具体到我国新常态的表现：三期叠加，即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出现了三期叠加新特征，形成了九个方面的变化和新趋势：一是消费需求的“羊群效应”没有了，必须创新供给激活需求；二是投资需求相对饱和，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全球总需求不振，利用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必须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看，供给不足转化为产能过剩；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要素驱动必须让位于创新驱动；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型为主的竞争，必须通过供给创新满足需求；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力达到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八是从经济风险看，高速增长掩盖的风险逐步显性化，必须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刺激需求方面带来的政策效果略显递减，从供给方面看，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还要探索产业发展新方向。^[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