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跨越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居住障碍的关键公共品

阻碍我们挖掘潜力的，仍然是现存的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最核心的就是户籍制度还制约着农业劳动力稳定转移。迄今为止，围绕着户籍制度，很多处在外围的配套政策的改革已经得到推进，户籍制度不再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并在城市居住的障碍。但是，改革越来越需要进入户籍本身改革这个核心问题上。

必须认识到，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公共品，是一个具有全国范围正外部性的公共品。许多研究都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直接带来立竿见影的、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可以提高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改革可以减缓经济下行的速度，让经济增长相对更快一些。这个改革红利是在中国经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而改革的成本是每一个地方政府要直接面对的。因此，会产生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城市政府要为本地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但没有动力将这个福利延伸到新居民上，不愿意让更多的农民工变成市民。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格局，否则农民工在40岁以后就可能回乡，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会更加严重。由于新转移的农民工日益减少，转移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返乡的人数越来越多，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就变成了一个逆流向，就意味着生产率提高的逆向变化。(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必须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担改革的成本。中央政府第一要更多埋单，第二要制定一个全面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让中央政府支付的这些改革成本与地方实现的城市户籍人口的增长一一对应起来，这样才是可控的、可推进的、可操作的，也可评估的一个改革路径。

我们曾经预测，如果改革没有大的突破，即只是按照原来的节奏进行，那么，我们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会逐渐下降。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持在世界上比较领先的中高速。而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取得更好的增长效果，使经济增长轨迹更像一条“L”形的曲线。也就是说，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会下降得慢一些，维持中高速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时间会短一些。实现了这一点，就能够第二次打破“克鲁格曼—扬诅咒”，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