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过去的增长源泉可能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发生变化,因为我们遭遇了几个新的人口发展变化。比如2010年之后,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是负增长,从2017年之后我们的经济活动人口,就是说劳动力也开始负增长。
可以说,过去长期存在的劳动力充足供给的特征在逐渐消失,导致一系列使经济增长下行的变化。第一,劳动力短缺就会带来工资过快上涨,这个上涨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速度,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提高,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就会下降。这里说的是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与其他制造业大国的相对差距正在缩小。第二,随着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每年带给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总量也会下降,劳动力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会下降。第三,劳动力短缺严峻化,加上我们过去投资过度等原因,也导致了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在迅速下降。第四,农村16岁—19岁的这部分年龄人口,也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到2014年达到峰值,从那之后数量也是负增长,意味着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增长速度就会下降,也使我们城市化进程有所减速。
这些因素放到一个经济增长的模型中,很自然得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一个下行趋势的结论。这个时候克鲁格曼教授觉得又是一个好机会,说退一步讲,我承认你过去有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可以实现高速度,但今天你没有这个条件,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达了,因此如果中国经济不转型就不可能实现稳定的增长。而且,他非常武断地说,他认为中国经济实现不了这个必需的转型。(www.xing528.com)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但是他的确十分肯定地说中国转不了型,所以很快会撞墙,既然中国的大墙就是长城(Great Wall),那么撞上去会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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