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减速：中国经济减速不同于过去，慢需非主因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减速，其他问题都是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

国际上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周期性的减速，但大部分还是从长期趋势角度来分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等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3%）。他们预测2013年—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2023年—2033年平均是3%，回到均衡。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落后国家增长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后的增长速度不会超过3%。中国过去大大超过这个速度了，最后也要回到这个速度上来。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上述两个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讲中国的任何故事。

艾肯格林等人把所有能够找到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中国目前收入水平上，任何国家都要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一半。他们在探讨减速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很细腻，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得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都不太适用。

国内也有很多研究，北大林毅夫教授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而且在方法论上是最有道理的。他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这个方法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www.xing528.com)

2010年，中国15岁—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2015年期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年—2020年期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19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新加坡和韩国跟我们差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些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8%的增长速度了。优良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生产要素供给更好，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的因素都会变化。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经济增长缺口为负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才能导致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7%，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认为增长率缺口是源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期待政策刺激和“V”形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