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真正把发展重心转向效益、质量以及竞争力上，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等都强调了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虽然强调要提高增长质量，但我们并没有说不要增长速度，而是要真正地把增长效益和质量放在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速度不是最主要的。

从具体经济工作的角度来说，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宏观、微观都讲到了增长质量的标准，即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

从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我想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经验，并从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针对性出发，强调增长质量的重点，以及重点中的重点，同时也利用一些自己和其他学者研究的经验数据来解释一下。总的来说，我想可以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评价经济增长有没有质量。

第一，经济增长是没有水分的增长。增长“没有水分”不仅关乎增长的统计数据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而且是指经济增长不以资源、环境、生态、生产安全的恶化为代价。

去年之前我们感觉环境有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去年下半年当我们看到PMI、CPI，甚至PPI改善的时候，PM2.5也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使得人们思考环境和增长速度之间是不是还有相伴而生的问题，或者说在环境和增长速度之间是不是还要有所取舍。对应这个问题就形成了要增长还是要环境的争论。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上，林毅夫有一个关于“雾霾经济学”的演讲。很多人认为应该要环境不要特别强调增长速度，但林毅夫主张应该还是要增长。结论上我也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他的论证方法我不太赞成，因此我希望做一些补充。他的论证方法是，通过观察历史上横纵面的数据发现，增长水平很低的穷国都没有污染、没有雾霾，最富的国家也没有雾霾，只有中间的中等收入的国家才有雾霾。因此，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变富，而变富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高速增长。这种逻辑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倒“U”形曲线的逻辑。

现实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增长速度和环境之间是有相互替代关系的。原来我自己找了一些资料，后来发现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做了一个图。其中把京津冀地区PM2.5的变化，与全国工业产出的三个月平滑值变化进行对比，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基本上是同步甚至是同幅变化的。

我把这种现象叫作西岭效应。什么含义呢？2008年四川“5·12”汶川特大地震以后，我们到震区去调研，成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对我们讲，说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现象：大家过去都知道杜甫的《绝句》中有两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过去四川的同志都认为杜甫的这两句话就是一个意境，实际上是夸张，因为从市区是看不到西岭的，但是他们发现震后经济活动降下来了，有些工厂不开工了，交通也没有那么繁忙了，从市内的确可以看到西岭。四川的同志认为这是环境改善的结果。所以我把这种现象叫作西岭效应。

西岭效应的含义不是讲环境和增长速度的替代关系，不是有此无彼的关系（trade-off），而是说如果不根本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两者之间永远是trade-off，所以我们归根到底不应该争论要速度还是要环境，而是应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转变发展方式以后，两者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也就消除了。

第二，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以生产率提高为取向的。我们一般讲的“调结构”应该蕴涵一定的取向，否则并不一定必然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举一个极端的例子，2015年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8.9%，如果这一比重提高到10%以上，或者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降反而进一步提高，都不能说是结构调整的方向，也不是调结构的初衷，因为这不是库兹涅茨式的结构演进。

我们有的时候把调结构概念化、指标化了，手段也是它，目的也是它，但是却忘掉了背后的逻辑。库兹涅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获奖成果的核心是讲一个社会的产业结构是在不断演变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可能有不同的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库兹涅茨还揭示了这个演变的取向，即这个过程是按照生产率提高的要求、资源配置更有效率的方式进行的演变。

比如我们论证说产业结构更好了，为什么更好了？因为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了，但是第三产业比重提高有不同的提高方式，第三产业中也有不同的组成，有的第三产业比一般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也有很多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制造业的。现在总体上看劳动力和产值的关系是，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低18%。我测算了比较劳动生产率，也测算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图1）。从比较劳动生产率来看，两个产业有趋同的现象，这是好现象，说明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从一般意义的劳动生产率来看，两个产业也都在提高，这也是好的现象。但是我们也能看到，第二产业总体上还是比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的。所以，不能把简单的调结构看成是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了就是好事。

图1　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生产率比较(www.xing528.com)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数据计算

韩国、日本都经历过第三产业大幅度提高的时期，而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一个问题就是它们是以制造业的衰落为代价的第三产业提高，与德国、美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调结构看成是一个库兹涅茨式的演进过程。现在改革已经不再有帕累托式的改进了，但是还有库兹涅茨式的改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结构不光是甚至不是做减法，而是取决于怎么做。如果只是为调而调，简单地按照号码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从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就不能达到库兹涅茨式的演进，也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也就不能保增长。

图2　真实的和虚幻的增长缺口

资料来源：根据蔡昉和陆旸文章中数据计算［Cai Fang and Yang Lu，“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Garnaut， Ross， Cai Fang and Ligang Song （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UE Press， Canberra， 2013， pp.55–74.］

第三，经济增长是潜在增长率提高带来的增长，而不是靠政策刺激超越潜在增长率带来的增长。如果实际增长速度超过了潜在增长能力，就不能说是有质量的增长。图2中标有圆圈的线是实际增长速度减去潜在增长速度得出的增长缺口，增长缺口在0以下就是负缺口。负缺口含义是中国还有这样的经济增长能力，但是因为外部冲击特别是需求侧的冲击，没有达到相应的增长能力，因此就变成了负缺口。这个时候有一些办法，宏观经济政策宽松一些，刺激一下，速度就上去了，所以历史上每一次负缺口之后，都形成了一个“V”形的复苏。

但是，这次减速不一样，标有圆圈的那条线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增长缺口，因为潜在增长率降低了，原因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了，因此没有增长缺口。如果改变不了观念，天然地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很自然地就会追求“V”形复苏。如图2中标有方块的曲线所显示，以往潜在增长率还是10%左右，就得出一个虚幻的负增长缺口。而如果用实际增长速度减去现在已经降下来的潜在增长能力的话，就没有什么增长缺口，这个时候我们追求的不应该是需求侧的刺激。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有的学者提到了财新莫妮卡智库构造的中国新经济指数，发现新经济指数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在逐渐提高，但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复苏的时候，发现传统经济动能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新经济指数的作用相对减弱。所以，我们过度保增长的时候可能就忽视了质量，用的不是新的动能，而是把老的动能给“请”回来了。所以，我们要提高潜在增长率。

第四，增长速度能够保持在中高速是要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传统动能延续带来的增长。依靠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维持的增长速度，靠的是传统动能，所以不能说是增长质量的提高。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气讲了“三个提高”：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怎么提高呢？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根本。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有三种办法，结果不尽相同。

一种办法就是用机器替代人，劳动力不足就多投入机器、机器人即资本，资本劳动比提高也会提高产出劳动比，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但是资本劳动比过快提高会导致报酬递减，因而这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特别是当人力资本不能得到改善的时候，报酬递减来得就非常早。第二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但是，做人口研究的学者都知道，5年、10年人力资本提高不了多少。如果用受教育年限度量人力资本，按中国这么快的教育发展速度，10年时间也才能把劳动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左右。所以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长期的。真正可持续、效果显著，并且也来得快一些的是第三个源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中央的逻辑讲得很清楚，首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靠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达到的目的是提高潜在增长率。

按照过去的算法，现在的劳动力流动速度放慢，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改善速度也会放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技术差距仍然有，但是肯定和过去相比是缩小的，所以后发优势也比较小了。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速度会下降。

然而，现在中国的研发费用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提高的速度快于其他国家，专利注册数在世界上连续5年排在第一位，新创了大量的企业，一天有1.5万个新企业诞生。过去一讲新企业增长很快，就有人问到底有多少活下来。据说一年以后的存活率是70%。其实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问，新创企业是提高生产率的一个因素，因为新创企业总得有点新东西才能进入市场里面来，同时，30%死去的企业也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按照现在新的研究，发达经济体接近一半是靠应用新的技术改进全要素生产率，另一半的源泉就是靠企业的生和死，我们叫作“创造性破坏”。所以，生和死即优胜劣汰同样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们预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应该有所提高。

我的同事计算了各个因素对劳动生产率（劳均GDP）的贡献率。这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是在提高的。与此同时，资本贡献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也在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的贡献则显著下降。这和我们的理论预期和数据预测也是一致的，因为当新成长的劳动力增长很慢或者不增长的时候，人力资本增长的速度一定会放慢，因为人力资本改善全是来自新成长劳动力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