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时,在稳态经济增长的条件下,是指通过价格信号引导生产要素的流向,主要影响的是产能增量;而在新常态下,即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不仅是要对生产要素进行初次配置,更要涉及其重新配置,不仅影响到产能的增量,而且更多地要调整产能的存量。因此,增量为主的初次配置着眼于进入,而存量为主的重新配置更需要关注的是退出。之所以要以市场为主进行动能转化,除了市场信号能够指引哪些产能应该退出,哪些产能应该培育之外,还因为市场是有记忆的,能够使市场主体从以往的切身之痛中获得教训。一旦市场信号被扭曲,行政手段占据主导地位,惨痛教训本该引导进行的动力便化为乌有。
在依靠传统动能实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充足的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供给、高储蓄率和高投资回报率,以及巨大的资源重新配置空间,构成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独特增长源泉,使中国制造业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因此,这个时期中国具有很高的潜在增长能力。根据我们的估计,1979年—1994年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为9.7%,1995年—2010年期间为10.3%。供给侧因素也对需求侧因素形成了引导作用,即低要素成本和资本广化式的增长创造了强劲的需求。首先是具有不断扩大的国际市场从而具有外部需求。其次是高速增长也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提出更大需求,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最后是就业扩大和收入增长也支撑着居民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强。同时具备供给侧的高潜在增长率和需求侧的强大需求拉力,加之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时实施的超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致使中国经济在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之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能存量。
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量角度,都必须对过剩产能进行出清。一方面,在新的增长模式下,靠传统动能成长起来的企业(及产能)未必能够全部转向新动能驱动,因而难以为继,必然要退出市场。另一方面,对已经形成的过剩产能,也必然按照生产率原则进行选择、消化。此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也提出了对依靠传统动能形成并且靠这种传统动能才能维持的产能,以及不符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夕阳产能予以出清的要求。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减速本身就是这种出清的反映,因此,不应该把这个减速看作是坏事,是不可接受的,反而应该认识其必然性和必要性。(www.xing528.com)
由于没有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那些应该出清却尚未出清的低效、落后和过剩产能,往往以夕阳产业、病态企业甚至僵尸企业的形式存在,不仅占用了有限的资源和稀缺的生产要素,降低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还扭曲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价格,推高企业成本和经济增长成本,并且使得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得以延续。在这方面,经济史上充满了经验教训,经济学文献也有大量的讨论。
例如,人们发现,西方国家在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特别是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被广泛应用的时候,经济整体的生产率却未见同步提高。这种现象被称为“生产率悖论”。其实,这是因为一部分行业和企业在应用新技术增强了竞争力的同时,旧动能行业和企业却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劳动力市场刚性,未能相应退出和死亡,继续以极低的效率使用着生产要素。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就以资产泡沫和僵尸企业这些极端形式,以及“失去的三十年”的后果,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此外,中国经济学家也发现,依靠大规模项目投资刺激的经济增长,一旦超出了必要的力度,则会直接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和劳动力进一步短缺,欲速而不达。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