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红利迅速消失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其导致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容易得出结论，认识到传统投入驱动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亟待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获取经济增长愈益需要的新动能。党的十九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指出了增长动力变革的方向。然而，许多人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是，同样由于人口因素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面临传统源泉式微的挑战，也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方式也面临着转型。
在享受人口红利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到高生产率部门转移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笔者最新的估计，1978年—2015年期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提高16.7倍，其中56%是三个产业的贡献，44%来自这种劳动力重新配置。随着农村16岁—1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5年开始负增长，以及农业劳动力比重已下降到18%，未来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放慢。事实上，外出农民工增长率已从2005年—2010年的平均4%，下降到2016年仅为0.3%。在劳动力重新配置空间缩小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源泉越来越是来自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www.xing528.com)
一般的说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自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等。但是，这个创新的过程从来不是所有企业齐头并进，而是在创新成功的企业进入、生存，不能成功创新的企业退出、死亡这样一个动态变化中发生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发达国家经验显示，企业之间生产率竞争导致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做出1/3至1/2的贡献。因此，没有新的企业进入和生存，或者没有旧的企业退出和死亡，就丧失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经济增长新动能也就不能形成。因此，新动能的形成应该既进且退、以进为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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