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从资源配置效率认识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为如何寻找提高生产率的恰当抓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正是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改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同时，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挑战出发，立足于创造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给予以下改革领域以特别优先的顺序。
首先，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以其有形之手构建和维护市场无形之手配置资源的体制机制。归根结底，创造性破坏机制强调的是从宏观层面为企业提供正面和负面激励，促使其以创新和提高生产率为导向。从微观层面，政府无须试图找到自己直接操作的政策抓手，更不能人为挑选赢家。政府不能缺位也无法替代的职能，是营造公平使用生产要素、允许自由进入和退出，以及以生产率表现和市场竞争力为评价标准的公平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环境。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消除经营许可和要素获得方面的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打破行业的进入和退出障碍。
其次，清除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经营者之间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重新配置。户籍制度改革是其中改革红利最明显的领域，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推进这项改革，可以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推动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领域向高生产率领域的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笔者和同事的研究表明，从劳动力流动这个资源重新配置中，每获得1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可以使GDP增长率得到同等百分点的提高。
第三，在继续加大对研究和开发以及教育培训投入规模的同时，优化投入资源的使用和配置，抑制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展。在任何时候，技术进步都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人力资本除了直接成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因而成为经济增长源泉之外，还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必要条件。经济学家约翰·沃利等人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8%，其中11.7个百分点是直接贡献，其余26.3个百分点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做出的间接贡献。(www.xing528.com)
最后，围绕处理好政府职能和市场机制的关系，调整和调适现存的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缺陷。在应对2008年—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影响时，宏观经济政策在执行反周期职能之外，也被赋予刺激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产业政策职能。这种政策取向与地方政府GDP挂帅的政绩观相配合，造成杠杆率高企、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积弊。这种宏观经济政策履行产业政策职能的现象，也损害了市场选择赢家的资源配置原则。在宏观经济政策回归以“不搞强刺激”为前提的审慎货币政策，以及立足于减负、减税、减费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要从目标和手段上把宏观经济政策与产业政策区别开，实现各司其职，防止越俎代庖。
生产率导向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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