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是资源配置效率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在理论上该如何认识，在现实中源泉何在的问题，经济学家众说纷纭，由此导致对于一个经济体现状和前景的判断不尽一致。例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埃尔文·扬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唱衰“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依据就是看不到这些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一直以来也否认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并因此执着地否认这一增长的可持续性。“亚洲四小龙”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以及中国经济长达40年保持高达9.5%的年均增长率，并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不间断地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事实，不仅打破了他们的诅咒，也证明他们对赶超型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具有不尽正确的认识。

摆脱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束缚，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审视发展经济学的成果，汲取发展中经济体赶超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的教训，特别是深入分析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历程，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从下面概括的几点特征化事实，我们可以把全要素生产率理解为一种资源配置效率。这里使用经济学家的名字称呼相应的生产率提高来源，是为了标注这些效应的理论渊源。

第一是“库兹涅茨效应”。通过对大量时间序列和跨国数据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得出结论，伴随经济增长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是遵循着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和顺序演进的过程。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产业转向高生产率产业，就带来整体经济范围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计量分析也表明，在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中，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在1978年—2015年整体劳动生产率（劳均GDP）的提高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合计为56%，而其余44%的贡献便来自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的重新配置。(www.xing528.com)

第二是“熊彼特效应”。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突出贡献在于指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同时，他的创新理论强调“创造性破坏”，即通过经营者的自由进入与退出，让那些有竞争力的企业生存和扩大，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萎缩和消失，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来说，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家，更多从产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而一个国家越是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则越多地从企业之间资源重新配置获得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例如有研究表明，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企业的进入、退出以及生存、消亡，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可高达三分之一到一半。

第三是“罗默效应”。企业都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干中学”和采用新技术等创新手段提高生产率，从而获得竞争地位，然而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创新成功，一个国家的整体技术进步也不表现为所有企业齐头并进。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内生的过程，认为创新带来规模收益递增，企业能否扩大规模进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等资源，终究取决于其创新能力而不是其他因素。这就意味着，用非市场竞争的方法扩大企业规模或者人为挑选赢家，都是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相背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