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都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由于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目的性，实际上我们仍然坚持以此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终极标准，这一点并没有变。然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更好地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可持续途径，正因为如此，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既并列且递进的要求。我们可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种途径认识这个关系。

第一是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因而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使资本投入快于劳动投入的速度，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以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的和有限度的，如果资本（机器或机器人）替代劳动（工人）的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发生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也就是说进一步投入资本，不再能带来相应的产出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从2004年开始，中国始终处于劳动力短缺状态，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推动了企业以资本（机器或机器人）替代劳动（工人）的过程。由于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投资回报率持续降低。

第二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通常，经济学家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把这个指标作为总体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人们发现其对于经济增长绩效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然而，通过改善人力资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长期过程，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假以时日。例如，通过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高校扩招为代表的教育大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教育赶超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看，在1990年—2000年、2000年—2010年以及2010年—2017年三个时期里，中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这也使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固然稳定且显著，绝对幅度却较小。(www.xing528.com)

第三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家在分解经济增长因素时发现，资本、劳动、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长，并不能完全解释产出（如GDP）的增长，而在生产要素贡献之外的那部分增长源泉，则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例如，笔者和同事对1978年—2010年期间9.9%的GDP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三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获得额外产出增长，因此它是更加可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源泉。

改革开放的前30年，恰好与中国人口转变的一个特殊阶段相重合，这个期间的人口变化以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口）近乎零增长为特征。例如，在1980年—2010年期间，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加1.68%，这个年龄之外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则以年均0.01%的速度略有减少。这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的人口结构开启了一个机会窗口，分别从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回报率、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充分供给，以及资源重新配置等方面创造了人口红利，并通过改革开放转化为高速经济增长。随着201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转向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传统人口红利加快消失，生产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必然要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