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市场结构变革，重视质量提升

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性表现，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时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趋缓，因而劳动力供给总量逐年减少。从数字上看，自2011年以来适合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每年减少几百万人；如果考虑到劳动参与率（有就业意愿的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的一定提高，过去几年经济活动人口虽然有所增加，但增速已经明显放慢，并且即将达到峰值，随后转入负增长。在经济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仍将保持旺盛，长期困扰我国的就业总量性矛盾得到缓解。

一系列劳动力市场指标，也呈现出与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一致性。例如，近年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1%以下，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左右，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记录的求人倍率（即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也保持在1.1左右。作为外出劳动力主要来源的农村16岁—19岁人口，已于2014年到达峰值后转为负增长，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放慢。这一变化加剧了劳动力短缺，推动了普通劳动者工资较快上涨。2005年—2015年期间，外出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这些变化正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收入差距逐年有所缩小的原因。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预期，只要GDP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保持一致，就意味着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包括实现了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因而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呈现的逐年下行趋势，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侧，即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传统动能消失或式微，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而由于目前实际增长率仍然可以看作中高速，且与潜在增长率相符，当前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既不是总量问题也不是周期性问题。然而，经济理论和实际经验都表明，就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矛盾在任何宏观经济形势下都会存在。毋庸置疑，随着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加深，这类就业矛盾在我国不仅存在而且将日益突出。

首先，在调结构、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部分地区和部分行业将会遭遇就业冲击，部分职工面临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例如，面临消除过剩产能任务最突出的一些行业，职工存量中具有人力资本较弱、难以适应转岗要求的结构性问题。以煤炭和钢铁行业为例，现有职工中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48.9%和41.4%，仅具有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比重分别为69.4%和55.9%。由此粗略判断，这两个行业去产能涉及的职工总数中，至少有一半将会在或长或短时间内遭遇再就业困难，甚至陷入延续时间更久的结构性失业。此外，在一些农村贫困地区，部分贫困农户因缺乏工作技能、岗位信息和公共就业扶助，劳动力转移就业仍面临困难。(www.xing528.com)

其次，在就业数量扩大并且总量性矛盾缓解的同时，部分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就业的稳定性来看，虽然2015年末全国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但是，一些灵活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群体并没有包含在统计范围内。例如，2015年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重已经高达37%，而这一群体的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39.7%。从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覆盖率为26%，医疗保险为17.6%，养老保险为16.7%，失业保险为10.5%，生育保险仅为7.8%，都显著低于城镇户籍就业群体。

由于绝大多数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都没有取得所在地的本地户籍，因而也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险参与率较低，往往很多农民工在年龄超过40岁以后，就具有较强的返乡意愿。由于农村新成长劳动力逐年减少，如果返乡人口数量超过新增转移人口数量，就会形成逆城镇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生产率提高速度也会减慢，GDP潜在增长能力会过快减弱，不利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现已存在的非正规就业和不断涌现的新型就业形态，对如何有效保障就业者权益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明显增强。但是，现行的许多相关制度安排仍然以就业单位为依托，不仅难以有效覆盖现有的非正规就业群体，也不适应分享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就业形态。其实，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就业的内容、时间和场所都不确定的非传统就业群体来说，就业稳定性保障、劳动条件规制、社会保险覆盖和劳动争议仲裁等机制的缺失，有可能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同时，使就业质量不能得到应有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