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既是政府的责任,政策部署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也要充分激发人民群众自身的努力,在公共政策搭建的平台条件下,努力实现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只有通过上下合力,形成促进居民收入提高的有效宏观政策体系和微观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十九大确定的目标,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期待。
首先,把就业当作最大民生举措来促进。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更加充分的就业,才能使人人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提高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就业问题的新特征也日趋明显,即在总量性就业矛盾趋于缓解的同时,摩擦性和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愈显突出,提高就业质量的任务更具挑战性。解决摩擦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增强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匹配性。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在于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增强人力资本禀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适应性。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则在于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形成和谐劳动关系。政府应该从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岗位为主的政策手段,转向更加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匹配水平和就业质量,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
其次,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作为增加收入的根本手段。经济理论和发展经验都表明,劳动者工资增长从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基础和源泉在于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持续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经历了一段反超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补课”阶段之后,由于工资上涨超越了劳动生产率的支撑,逐渐略有减速。为了确保实现2020年翻番目标乃至更长期更可持续的收入提高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通常有三条途径。一是资本替代劳动,即以机器或机器人替代人工,这个过程的节奏需要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相匹配,否则会导致资本报酬下降和排斥就业的不利结果。二是提高作为劳动生产率组成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这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尚属首次,足见其重要性。三是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是资本替代劳动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www.xing528.com)
第三,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提高人民收入的抓手。我们知道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一个指标。根据定义,其所度量的是有多大比重的人口处在远离均等分配的状态,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重,既是收入分配改善的标志,也是改善不平等状况、提高整体收入水平的途径。随着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保持人民收入持续提高的关键,在于脱贫之后,这些群体的收入能够保持继续上升的状态。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保持劳动者横向流动的势头,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区域、城乡、产业和企业之间流动,微观上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宏观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政府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平台,促进劳动者实现纵向流动,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打破社会身份的固化,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深化相关领域的改革,消除阻碍劳动者横向和纵向流动的体制性障碍。
最后,把履行好再分配职能作为政府促进收入提高的着力点。国际经验和我国现实都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的均等分享。因此,实现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这一目标,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同等重要。而在分好蛋糕的过程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等重要,都需要政府履行一系列不可或缺的职能。在初次分配领域,政府应该着眼于创造政策环境,让每个人享有公平的培育人力资本、从事就业创业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在再分配领域,政府则以改革措施和法律手段,通过税收、劳动立法和执法、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公共政策途径,合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并调节初次分配结果,承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的转型成本,保护弱势群体的劳动力市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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