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期间城乡居民如何分享发展成果

改革开放时期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就业的扩大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重新配置，从而兑现了人口红利。因此实现的高速增长，从逻辑上讲，应该是一种分享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中国经验也证明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回顾改革开放期间的经历，特别是结合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考察中国城乡居民如何通过在时间上继起且在空间上并存的三种途径，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虽然抑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却保持并强化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就业岗位，提高了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收入。1978年—2015年期间，在实际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分别增长了29倍和20倍的同时，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提高了16倍。值得指出的是，在2004年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即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这一收入提高效果，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非农产业就业参与率的提高，而不是工资水平的提高。

观察中国经济在到达刘易斯转折点之前的经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效果。在1997年—2004年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外出规模从不到4000万人增加到超过1亿人，农民工挣得的工资总额实现了年平均14.9%的增长速度，因而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即使在被低估的情况下，占农户纯收入的比重也从24.6%显著提高到34.0%。

第二，在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随着二元经济的一些特征逐渐消失，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普通劳动者工资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例如，农民工实际工资，在2003年—2016年期间以10.1%的速度增长。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这一刘易斯转折点特征，相应推动了收入差距峰值即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按不变价计算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的比率），从2009年最高点的2.67下降到2016年的2.36，共降低了11.6%；而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最高点的0.491下降到2016年的0.465，共降低了5.3%。(www.xing528.com)

第三，与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点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显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经济发展的共享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不仅城市职工和居民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幅度提高，2004年以后更把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延伸到农村，城市社会保护政策越来越多地覆盖到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以及未就业人群。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协调，更加突显了中国经验中内含的广泛包容性。

第四，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2020年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世界各国的扶贫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一个边际效果递减的现象，即随着扶贫工作推进从而贫困人数减少，最后的较小规模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极大地增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甚至很多发达国家，都未能攻克这最后的贫困堡垒。在物质生产领域，投资活动一旦遭遇到边际报酬递减现象，通常就停止并转向其他领域。然而，扶贫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正是从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这个根本认识论，才会做出彻底脱贫的庄严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实践和脱贫成绩显示，通过全国上下的艰苦努力这个目标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