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临的问题原本可以从经济学中找到答案。解决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中劳动报酬降低的问题,从来就应该是政府再分配政策的职责。但是,政治家没有这样做。起初,他们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与自由放任理念绑在一起,冀望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同时获益,如今没有采取必要的政府再分配措施,却打算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在基于规模经济的国际贸易中,每个国家靠创新来提升和保持竞争力,本来也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如今当政的政治家发现,像长久以来的民粹主义者那样,把所有的棘手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和贸易伙伴,对于获取选票而言,无疑来得更快更容易。
正是这一系列逆全球化思潮和政策,使得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世界金融危机,进而冲击世界经济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呈现逆转的趋势。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长率,一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势头,自2012年以来一直低于世界GDP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也明显放慢。特别是,诸如美国单方面挑起针对多国的贸易战这样的保护主义措施,更是会导致许多国家宏观经济波动和不稳定预期,诱发货币市场的异常反应,直至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伤害。
如果说此前的经济全球化高潮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减贫的突出成效,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的话,全球化式微必然会以相应的幅度,对全球减贫和经济趋同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如果我们善于从既往的经验和教训中获得历史视野,并借以综观大势的话,我们便可以保持这样的信念: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终究不可逆转。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及其更高版本即经济全球化,既是全球范围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各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并实现趋同的必由之路。
首先,广大发展中国家借助贸易和全球化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强烈动机是不可遏止的。2017年,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达36.2%,对当年全球GDP增量的贡献高达54.2%。同年,这些国家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为30.0%,对增量的贡献为36.2%。可见,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既有需求,也是积极且有力的贡献者。特别是其中的新兴经济体,作为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其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意愿,对总体趋势必然会产生有力的积极影响。(www.xing528.com)
其次,正如美国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指出,即便对于美国来说,贸易政策的最高决定权终究在于人民,即厂商、进出口商和消费者等。那么,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政策国家的选民,究竟是一种积极力量还是一股消极因素呢?一些热衷于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政治家,以制造业回归、就业扩大、打赢贸易战等似是而非的说辞,短期内可能赚取一些民众的支持,但是,贸易战归根结底是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由于造成对贸易的冲击、对全球化的削弱及至对全球分工链条的破坏,在伤害贸易伙伴的同时也必然伤害本国的企业和劳动者。那些被蒙蔽一时的选民,最终会以惨痛代价懂得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共赢,而没有共赢也不会有单一赢家这个道理。
最后,经济全球化的确是一柄“双刃剑”,需要用恰当的理念和有效的机制进行治理。自由贸易也好,经济全球化也好,要推进其顺利发展,从国际角度,需要正确且取得各国共识的义利观予以引导,从国内角度,则需要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予以配合。对于全球化治理以及国内再分配政策这种公共品来说,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这一哲学理念当代内涵,已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文件中,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随着打贸易战弊端和损人不利己性质的显现,各国特别是挑起贸易战的国家,应该反思自己的对待全球化的认识,以更加包容的发展理念和国内政策在不可逆转的全球化中实现趋利避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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