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与自由贸易、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探究

在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指出专业化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终极源泉。既然国际贸易是最高层次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斯密堪称自由贸易的最早倡导者。在他之后，大卫·李嘉图以比较优势学说为贸易理论奠定了基础，当代经济学家则把生产要素禀赋因素纳入其中，完善了这个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贸易理论，最终以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形式，载入经济学教科书，长期作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倡导自由贸易的学理支撑。可以说，在漫长的世界经济史中，自由贸易理念被接受并转化为政策并非一帆风顺，国际贸易发展也经历了起伏。毋庸置疑的是，当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无论是早是迟，无一例外得益于国际分工。

随着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发展，货物和信息的国际范围流通成本大幅度降低；金融发展使得国际范围融资更加便利，外商直接投资在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更多国家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面向国际市场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内涵更为广泛。至少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全球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贸易增长速度直到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稳定地快于GDP增长。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的积极参与者，贸易依存度迅速赶超，并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由于发展中国家更多分享全球化红利，世界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起步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外开放。从1979年创建经济特区，开始梯度式扩大开放的地区范围，1986年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提出恢复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直至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全面参与世界分工，其制造业也成为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78年—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和进口总额分别以13.0%和11.6%的年均速度增长，1983年—2016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名义增长了136倍，成为公认的开放大国。(www.xing528.com)

在中国，改革与开放是同时起步和相互促进的，事实上，“改革开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词。中国坚持自身确定的改革开放方向，遵循WTO原则和相关国际法律，参与国际贸易和世界产业分工，把劳动力丰富的资源禀赋转化为人口红利，在供给侧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劳动力数量与质量供给、储蓄率和投资回报率，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进而转化为制造业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因此，我们从不讳言自己是经济全球化的获益者。这也决定了在全球化遭遇逆流之际，中国理所当然要成为自由贸易的捍卫者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