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与失衡问题。

（1）政府偏向性行为与制度安排。

当前，中国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或多或少地都涉及政治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偏向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等政治制度（谢冬水，2017）、居民基本权利差异、户籍制度限制下劳动力扭曲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城市偏向政策（陈钊，2008）及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等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根源。

首先，各区域的失衡增长结构与其财政扩张和经济失衡之间的作用机制可以归结为：税制结构导致了居民消费受到约束，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引起了供需之间的失衡问题，而政府为平衡供需又加强了税制结构对经济失衡的影响。财政分权制度使地方政府获得对自身经济发展的激励，但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彼此之间的生产总值赶超，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价值导向，进而采取了“宽财政，紧货币”的宏观经济策略，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经济失衡（周靖祥，2013）。这种失衡的作用机理使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加大对投资部门的投入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对挤压了居民消费的分配比例。但这种获取短期经济增长的代价是长期财政收支的失衡与经济结构的失衡。同时，由于货币政策的“长期名义锚不一致”问题的存在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性目标结合下的“政策导向的银行信贷扭曲——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累积——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热潮”的作用机制共同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徐建国，2013）。而经济结构的失衡又被异化为各地方政府财政分配行为，进而引发区域之间的失衡问题。

不仅如此，在过去的40年间，中国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采取了具有偏向性的产业发展策略，除了受“增长极理论”等区域非平衡发展理论的指导，还受到在中国官员绩效考核与升迁制度下，政府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向性引导的影响。在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体系中，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或者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资本匮乏、技术落后等问题，同时，低的增长率将会导致“马太效应”，落后地区将难以摆脱这种“贫困陷阱”（纳克斯，1992）。因此，主张通过在特定的部门中实现大量投资获得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以及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外部性所来带动的其他部门的发展。在中国突出表现为，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及与之联系的城市倾向政策），而这种具有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的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了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沈可，2013）。在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极为显著的背景下，城市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衡量了城乡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匹配程度，一般而言，城市化越高的地区，其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王佳（2017）从产业结构失衡与财政支出偏向的两个角度考察地方政府竞争对城市化失衡的影响机制时发现，官员升迁制度激励下政府会采取对第二产业偏向的产业政策，一是通过向投资者提供大量低价工业用地实现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支付；二是通过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地区经济短期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演进理论则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一次、二次和三次产业的演进。其中，二次产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对农村劳动力大量的吸纳，有利于人口城市化的推进，但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偏向性却会导致这种劳动力吸纳的效果大打折扣。不仅如此，生产者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是相互促进的（宋乐伟，2007），偏向性的产业政策将扭曲合理的产业结构演进进程，导致产业结构的扭曲，而这种扭曲将导致供求结构的失衡，而各地区的失衡程度差异将导致发展阶段的差异与增长动力的差距，区域发展失衡便成为最终结果之一。

（2）生产要素市场扭曲角度。

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来源于具有异质性的生产要素、技术进步及其扩散速率，而对地区经济增长及经济非平衡发展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在于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效率（Vollrath，2009；刘贯春等，2017）。然而，难以仅仅使用储蓄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传统上的因素来解释不同国家间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是那些妨碍人力资本和技术使用的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Restuccia et al.，2008）。资源错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水平一般偏低，制度性限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扭曲依然显著存在，致使生产要素不能在不同部门间之间进行自由流动（Banerjee and Duflo，2005）。在调节控制资源配置的关键方法中，用市场价格代替计划价格，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能大幅度降低一个区域产出的扭曲程度（樊纲等，2011）；减弱国家行政政策对要素市场的限制，可以大大降低要素的扭曲（Zhu，2012）。然而，中国依旧存在着众多的非市场因素，要素再配置面临着诸多制度障碍（袁志刚和解栋栋，2011）。

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重要的非市场因素主要包括对户籍制度限制下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与市场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等。陆铭（2014）认为，区域发展失衡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表现，若是无法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为主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将导致效率与平衡的矛盾，而在中国导致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是阻碍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主要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劳动力跨地区自由流动对于缩小区域差距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力在区域间流动更加自由，可以进一步减缓沿海地区劳动力报酬的上涨速度；另一方面，在如今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大部分在地区之间得到流动的劳动力都是偏年轻的和具有较好能力的劳动力，而相对年老和体弱的劳动力却未能流动，如果得到流动的劳动力可以自由选择在城市定居，那么举家搬迁的家庭也就会变得更多，进而未流动的家庭就可以共享更大份额的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甚至还可以将土地进行集中规模化经营，最终将更有助于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www.xing528.com)

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的微观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如国有企业的改革重组使投入要素流向异性生产率更高的民营和外资企业，市场化也会改善企业的激励机制进而带来微观生产效率的提高。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传统研究中主要讨论某一方面的市场化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非国有工业部门的发展有利于工业部门生产率的提高（Jefferson et al.，1992），以劳动力自由流动性的加强、价格机制有效性的增加的劳动力市场发育将有利于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蔡晳、王德文，1999）。然而，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又受限于单一的市场化指标（如国有单位职工占就业人数的比重、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或者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3）异质性的外部性循环累积机制。

人力资本积累外部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固定资本投资隐含的技术进步，这得益于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干中学效应（Romer，1986；Lucas，1988；范剑勇，2010），以及供给与需求相互促进产生的循环累积（Krugman，1991），这两者均是一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发生极化效应的机制。

克鲁格曼（1991）提出了“中心-边缘模型”，该模型认为，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扩大以及自由贸易程度的加深会使模型脱离其初始状态发展成为以企业、人口为聚集中心的工业区域和以农业为主的边缘区域。其中，聚集效应是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动力。产生聚集效应的原因在于生产的外部性，企业通过聚集与协同实现生产技术和信息的共享、劳动力的有效分配以及实现产业内与产业间的分工，达到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的目的。

同时，克鲁格曼还指出，城市中心区域的形成受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共同作用。向心力指企业能够在中心区域聚集取得较高效益并吸引人口、劳动力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以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相反，离心力指在人口聚集过程中，由于中心区域地价的不断上涨和拥挤的产生，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迫使人口向周围区域扩散。人口流动与要素分配在异质性的聚集效应下，不仅在区域内部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的经济空间现象，也造成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失衡，其供需累积循环机制所引起的货币外部性的大小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双方的交易密度与交易频率、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是否能够降低则依赖于其地理空间位置和基础设施条件等有形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和习俗等无形因素而定（Fujita et al.，1999；Fujita and Thisse，2002；范剑勇和李方文，2011）。由此，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不但依赖于该地区先天具备的自然禀赋条件，而且还依赖于该地区先期经济增长所引起的货币外部性等因素（范剑勇，2010）。

总之，区域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及其演化机制可以从制度、生产要素使用效率、生产结构的异质性等引起的外部性视角来进行解释。其中，制度建设可以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效果从而影响区域之间的资源使用效率失衡，同时，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也会对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产生影响，这种外部性的微观基础是在人力资本累积和供需的循环累积、货币外部性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