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理论及其新方向

区域发展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区位理论，例如，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J.H.von 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韦伯（Weber A.）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托勒（Christaller W.）和廖什（Losch A.）的中心地理论等。尽管传统的区位理论是基于经济人假设去分析包括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在内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具有静态与均衡的特征，与动态非均衡的区域发展问题缺乏必然的联系，但是这些理论为区域发展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迄今大致经过了两大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70年代以后至今为第二阶段（高国力等，2008）。

（1）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

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是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其核心内容包括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和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原则三部分。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有选择地在某些部门进行投资，通过其外部经济使其他部门逐步得到发展。许多发展经济学理论主张区域不平衡发展，除了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外，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经济”理论等都属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范畴。其中，以缪尔达尔的“地理二元经济”相关理论最具代表性（罗浩，2006），在初始有利变化的良性循环作用下，将促使经济区域演变并形成发达地区，而在初始不利变化的恶性循环作用下，经济区域将日益演变为落后地区，从而形成空间上的二元经济结构（谭崇台，1989）。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平衡与否，在本质上是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面特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进步而产生周期性的演变与更替（罗浩，2006）。

（2）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该理论来源于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趋同假说”：经济无论从何处开始，都将向某个稳定状态收敛，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最终将会消失，从而实现趋同（Solow，1956；巴罗和萨拉伊马丁，2000）。由于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间的要素双向流动将引起要素价格的区际均等化并强化区域之间的趋同（Barro，1992）。然而，实证研究却普遍发现，只有在发达经济体或处于经济发达阶段，国家或区域之间才会存在绝对的趋同。在欠发达的经济体中或者处于经济发展的中阶段，国家或区域之间表现出的是趋异，而不是趋同的态势（Summers，1991；Jian，1996）。Williamson（1965）发现，区域之间的差距在发展早期呈日益扩大的趋势，在中等收入阶段达到最大值，进入成熟阶段后将逐步缩小（呈倒U曲线）。然而，新增长理论通过引进知识创新和人力资本等因素以促进技术进步，突破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的约束，使经济增长产生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得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不一定出现趋同，相反，很有可能彼此出现趋异的态势的结论（Romer，1986）。平衡发展理论更注重促进社会公平、缩小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和维护社会稳定，主张所有的经济部门、区域与城市应该齐头并进，实现共同发展。代表性的理论主要包括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等。然而，平衡发展理论在应用中存在诸多局限性，比如，不发达地区通常缺乏平衡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忽视效率及其实践的效果不佳等，均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该理论在现实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和推广。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主张，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是中国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第三条道路”（陆铭和陈钊，2008）。这是采用平衡发展理论与非平衡发展理论相结合的方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向。中国可以通过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向平衡发展的状态转换，并逐步达到经济社会系统的动态均衡，逐渐消除供需、区域、城乡、产业和生态等方面的失衡状态，使中国的经济体系得以良性维持和平滑运转（许广月，2019）。(www.xing528.com)

（3）资本积累的基础效应。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积累是一国收入增加的途径，大卫·李嘉图则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仍然落到资本积累上。

（4）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的本质。

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在本质上仍旧是发展问题，因而发展不平衡问题在现阶段依然处于中心位置。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仍然极为突出，与发达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相比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中国亟须提高社会经济各领域和各层面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是解决中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途径，之所以仍然需要依靠发展，其原因在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归根到底依然是发展出现了新问题。然而，也不能忽视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因为发展不充分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依然存在着发展程度不高、低效率，或者发展空缺等问题（许广月，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