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展示的两个模型在某种特定技术条件下是等价的。两者都具有对等结构,委员会委员的权重或重要性是相同的,当一个委员给另一个委员一定资源,他或她也会从对方获得等量的资源。这个等价交换的过程也许可以如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中的那样意味着公平,但它也可能如科尔曼模型中那样意味着利己主义。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等价与团体预算的权重形式有关,它是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的优化中产生的,但却作为一个均衡条件存在于科尔曼模型中。他们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尽管这里的例子并不具完全的说服力,两个模型看起来更像是两个相似而非相对的平均过程。这种方法包括了一个清晰的含义,即探索科尔曼模型中构思的权力概念对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优化的可能影响程度。例如,有可能可以采用科尔曼模型来决定权重,然后将其嵌入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中对团体福利功能的优化中。甚至还可能将某些形式的迭代二次优化置入科尔曼模型,用于决定权重和均衡状态的最佳预算配置。
在本书第三篇所有介绍的模型中,我们努力保证模型的运行和使用可以得到确切的结果。在网络模型中,很容易理解什么样的进程不会收敛至特定的结果或是根本就不会收敛。如果网络可以被分解为相互排斥的子网络,这就表明这个系统或是问题解决过程也可以被分解为单独的子系统和子问题。在第一篇以及第10章和第11章中,所介绍的从非连接到强连接和完全连接的图表分类也解释清楚了上述问题。如果图表没有达到强连接,比如意见汇集和序时平均,作用于它们连接的过程将不会发生收敛,或者如果它们收敛的话将会变成极端状态。不过,可能通过建立更加复杂的模型,而不是通过探索不同的网络结构来定义不同的过程。例如,建立平均法基于二级或更高秩序的模型,其平均通过加权的事件组合形成,而不仅是基于前一个时间阶段而是包括了更加之前的阶段。总之,这种方式可能使态度有更强的惯性,不同的行动者可以被分类成不同的团体,分别对改变有不同程度的抵抗力或接受度。另一个战略是引入外部的新的态度,即假设阶段性地或在每一个时间阶段中,这些过程会接收新的信息,从而改变趋于均衡态的运动。这样的过程与动态输入-输出模型很相似,其中的改变会因为事件变化反复发生。当然,如果这些改变被移除或在每个时间阶段都相同,那么态度的收敛将会发生。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一个比我们之前所有介绍的模型都要更加现实的决策模型,通过阐述其应用我们展示了如何调整它以适应真实世界。然而,在第三篇中所精心阐述的决策模型在这里有所缺失,因为我们很清楚这些章节中讨论的模型是用于选择最佳解决方案,这对于真实决策来说并不一定适用。由此来说,我们的模型更接近于设计而不是决定,它们的构建目的是让设计师和决策者能够以结构性的新方式来思考设计和规划。然而这些应用已经展示了一定的结果,还需要好的测试案例来进一步进行检验。物质规划或者土地使用规划的设计问题在这里有很大的相关性,因为这些规划通常以团队或规划委员会的正式谈判的形式开展。(www.xing528.com)
对于案例的选择也需要很谨慎。一个有力的实证检验案例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争议可以通过高度结构化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还需要决策的过程可以从外部观察到。在罗斯坎普-麦克米金的案例中,由于初始数据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根本无法在预测预算的基础上来分辨模型。不过,关于预算是如何决定的更细致的观察应该会揭示出谈判和决策的过程,至少是其中的部分过程。如果想要提出和解决等效性问题,这些观察是非常必要的。最优性问题同样也应该被处理。科尔曼模型说明了局部最优化是无法确保可以成为整体最优化的。这看起来也很符合那些新兴的建立在西蒙(1983)长久以来满意决策思考上的决策方法。科尔曼模型展现了一个可以提升这些思考的框架,但更加重要的是它在很多地方与博嘉德-范斯路易斯模型是等效的。我们所发现的这个等效性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方向,可以将这些工具用于在规划过程生成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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