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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当局资源分配:案例和理论的结合分析

时间:2023-05-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二个应用又是一个半真的案例,把该理论应用到一个有着大约500 000人口的地方当局的一个“典型的”资源分配问题上。例如,博登出示了一系列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某些地方当局的实际平均资源分配的数据。表12.3地方当局资源分配中的行动者、问题、政策该模型的均衡分布相当有意思。最后,预测的政策的意义可与博登提出的实际意义对比。

地方当局资源分配:案例和理论的结合分析

第二个应用又是一个半真的案例,把该理论应用到一个有着大约500 000人口的地方当局的一个“典型的”资源分配问题上。由于资源分配本质上是个非空间或无空间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中只定义了行动者、问题和政策,因此应用一中的利益体系捕捉到的空间维度在此就不相关了。简单而言,决策制定环境与利益体系是对应一致的,因素/土地使用维度在决策模型的运行中扮演着傀儡的角色。本质上来说,行动者权力的均衡分布、问题的重要性、政策的意义给出了一定总额的资源的分配到每个实体的比例。例如,每个行动者控制的对问题和对政策的资源代表了每个行动者在提出问题和制定政策中控制的资源总量。每个政策分配的资源与每个政策的重要性是成比例的,每个问题分配的资源也与其重要性成比例。所有这些资源的分布以及这些不同的维度都通过稳态均衡关系而有一致的联系。例如,每个行动者ℓ对总资源拥有一定的控制力或权力,并根据行动者的利益诉求Wℓm按比例把该总资源分布到政策m上。因此某一政策分配到的资源总量为,其他资源的均衡分布也可用同样方式得出。

本问题中定义的行动者是基于地方当局的典型部门结构以及两个典型的政治团体,我们把这两个政治团体定义为左派L和右派R,以此反映出英国地方政府的两党制体系。同时也假设两个政党代表数相当平均,因此模型的预测结果中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则是每个政党的相对权力。定义的问题则是中型城市会遇到的典型问题,其土地使用规划问题在住房、交通、休闲、工业等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也体现在了医疗教育和犯罪问题上。另一方面,政策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局限的集合。例如,博登(Boaden,1971)出示了一系列基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某些地方当局的实际平均资源分配的数据。由于缺乏足够可用的数据,这个服务或政策的集合相当有限,但我们能推测出一个例如这样的理论能多有效地预测出与博登(1971)展示的实际数据相似的资源分配情况。该集合的政策不包括交通和规划问题,但包括非常细化的社会服务分工——儿童福利、图书馆的供给等。此外,由于包含了广泛的行动者和问题的集合,政策的部分集合可以非常实际地用这些行动者和问题来定义。表格12.3列出了该应用涉及的行动者、问题、政策。

该模型的运算操作方式和上述贫困问题中一样。关于利益和控制的数据被设计得相当直观且高度相关。利益分布根据流行的概念而详细给出;例如,L团体、社会服务部门以及规划人员主要的利益诉求在于住房问题,而像R团体和财政部门这种对商业事宜有利益诉求的团体的主要利益诉求则是工业和商业问题。不过,就政策而言,利益和控制并非高度相关。尤其是规划人员和社会服务部门在福利、住房和教育事宜上没什么控制但却有很高程度的利益诉求。L团体的利益比控制多,其控制主要是针对住房。R团体则在工业事宜和警察方面有很强的利益诉求和控制。

表12.3 地方当局资源分配中的行动者、问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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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的均衡分布相当有意思。社会服务部门主导了提出问题的权力,而财政部门的主导力相对而言程度较弱。但财政部门主导了政策的制定。就L团体和R团体的关系而言,L团体在提出问题方面有更大的权力,但R团体在制定政策来减轻这些问题方面有更大的权力。这些权力的均衡分布也反映在导出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上。在问题方面,住房、教育、犯罪和医疗被预测为最重要的问题,而交通和休闲是最不重要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理论可用来推测控制和利益的特定分布,可逆转典型模式。比如说,在交通政策最为重要的领域内,很可能大多数行动者对交通问题和政策的利益诉求很高,但对其他政策和问题的控制分散且低。这种推测类似于寻求能最优化之前提到的判别函数的决策制定结构。

最后,预测的政策的意义可与博登(1971)提出的实际意义(就资源分配而言)对比。图12.11中的图表给出了预测的意义和观察到的实际意义,很显然两者之间有很大关系。实际上,预测值和观察值的线性相关系数为0.792。但是,这些预测也揭露了该理论提出的另一个重大问题,这关系到量度问题。在目前形式下的理论中,很难从常见问题的绝对重要性中分离出一个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比如说,政府在提供服务上扮演的角色要求它必须提供完整的教育体系,但对于工业区,它只需提供一个部分体系。然而,尽管工业区在某些方面比教育可能更加重要,但就资源分配的绝对意义来说,教育的本质可能使得教育能分配到更多的资源。

本书的第三篇把重点从城市科学转向了设计和规划科学。此处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定义城市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和网络是如何与产生这些互动网络的活动同等甚至更重要的。这是第二篇中城市模型的基础,也是第三篇中本章和前面两章中的规划模型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城市模型是实证性模型,而规划模型是规范性模型,其处理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制定决策和如何产生设计,而是达成决策和创造设计的最佳或最优方法。实际上,通过暗示如何能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建立模型,本章其实已经开始逐渐放松在标准化规范性上的重点,理论传统上其实也有迪尔洛夫(Dearlove,1973)、博兰和纳托尔(Bolan and Nuttall,1975)的文章来支持这一点。下一章中,我们将继续展开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集体行动理论,重点将仍放在决策制定上。下一章将会通过讨论深植于空间发展中的一个真实的决策问题,来进一步展开这些概念。这将会使我们的关注点更加坚定地转向实际问题而非假设问题。在此之后,我们在结尾处将讨论如何将这些概念植入与城市规划和设计相关的委员会决策制定的正式结构中。

图12.11 资源分配的观察结果和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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