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延伸」：如何制定决策策略与章程

我们可以简单地延伸科尔曼的理论，只要通过连接不同的定义利益体系的对象集合，并注意到任何两个对象集合之间的关系总是可以根据一个集合对另一个集合的利益和控制程度来确定的。我们可以构建能互相连接多个集合对象的关系链，请记住我们需要假设这种关系链有尽头，这样均衡关系才能仅与一个对象集合对另一个集合的利益和控制的程度相关。让我们假设行动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利益诉求和控制。同样，行动者对不同政策也有着利益诉求和控制。因此，行动者之间会发生两种模式的互动——一种是通过问题，一种是通过政策——这些模式又能确定政策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需要把政策和问题联系到城市体系上来。问题和政策目前为止都被视为因素——即可映射的适合发展的程度——因此我们需要把问题和政策通过这些因素来相连。问题显然出自利益体系，正如政策显然是为了改变利益体系而设定的一样。问题可通过多个因素体现，而政策则是通过操控这些因素来减轻问题的。因此，在这个理论范围内，有必要将政策和问题联系到因素上。

相应地，我们定义四个体系内的对象集合：行动者、问题、设计用来减轻这些问题的政策，以及用来形容能确定问题和政策的利益体系的因素。政策和问题不是一对一的，因为问题能通过政策组合来解决，因此任何一个政策可以影响许多个问题。政策和问题之间这种缺乏对应的现象也通过行动者如何与这些事件相联系而体现，即一个行动者对一个问题的利益和控制指的就是这个行动者在那些方面能如何影响其他行动者。一个行动者对政策的利益和控制也是如此，包括行动者认为的政策的意义大小以及行动者对其的控制程度。此外，利益和控制也不是一对一的。我们之前就已见证，这种非对应关系导致我们需要一些冲突解决方案，这样才能使平衡——一种均衡——在行动者之间演变；而这种演变的方法则是根据行动者赋予的利益和他们通过控制实行的权力而来的。

通过把利益和控制相连，可以直接预测出行动者之间通过问题、以及行动者之间通过政策而形成的影响模式。另外，假设不同因素的重要性是已知的，但因素在形成政策组合中的重要性仍需靠理论来预测。与众多行动者、问题、政策和因素相关的是它们在决策制定结构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实体的重要性正代表了该理论想要达成的预测。因此可得出以下预测：首先是问题的重要性；第二是政策的意义；第三是根据定义的问题得出的因素的价值；第四是行动者的重要性反映了行动者拥有的权力，首先是对问题的权力，然后是对政策的权力，通常而言这两种权力的分布不是一样的。总结而言，该理论能通过行动者对问题和政策的利益和控制形成的影响模式来预测行动者的权力、问题的重要性、政策的意义和因素的价值。做出这些预测所需的过程与决策制定规则或体系的“章程”有关，下面将会对此概述。

章程的基础是任何政策或问题对一个行动者而言的重要性，通过组合所有行动者对政策或问题表现出的利益程度和行动者对该政策或问题拥有的权力而得出。如果权力不与利益对应，重要性就会低，反之亦然。同样，一个行动者的权力是通过组合问题或政策的重要性和一个行动者对这些实体的控制程度得出的。如果权力分布和重要性分布不匹配，行动者的权力就会小，反之亦然。当然，会出现互相确定或同时发生的情况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比如，预测权力需要知道一个政策的重要性，反之亦然。因此，做出这些预测的方法必须是同时的；或者如果说技术原因无法做到同时的话，解法必须是有序的和收敛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权力和利益中得出重要性，以及从重要性和控制中得出权力的过程可被视作一种交换过程，在此交换过程中，行动者用利益交换控制直到形成均衡。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者是集体行动的，正如我们在上述简化了的包括行动者和因素的科尔曼（1973）理论中看到的那样。

一种展示这种章程结构的方法是从函数出发。目前为止，假设对问题的权力的初始分布是已知的。那么过程中的第一步是通过组合权力和利益来得出问题的重要性。这种方法会在下面详细给出，我们将使用这章和前两章中用过的常规的线性变换。函数角度来说，形成这个循环序列的前四步可以这样写出(www.xing528.com)

［z］=f1［r，X］→［r*］=f2［z，C］→［s］=f3［r*，W］→［r］=f4［s，G］，其中z、r、r*和s分别是问题重要性的分布、行动者对问题的权力、行动者与政策的权力、政策的意义。X、C、W和G分别是行动者对问题的利益、行动者对问题的控制、行动者对政策的利益诉求、行动者对政策的控制。很容易看出，我们构建的这个循环会引向一个迭代重复，前提假设是随着行动者根据变化来调整权力程度和政策和问题的价值，稳态会随之达成。因素的价值v可以通过［v］=f5［z，F］算出，其中F是因素和问题的相关性（或者也可以从政策意义角度来解释，我们之后会讲到）。

图12.1　决策制定体系结构

这个体系的结构很复杂，图12.1能最直观地体现出来。每个箭头线代表上述的一种函数关系。显然，除了直接的关系，也有很多间接关系，如政策和问题的关系和政策和因素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虚线代表的关系。虚线表达了因素和政策的相关性。从图中可很明显看出，行动者和自身（即所有其他行动者）的关系是通过政策和问题而形成的，其中这种关系是一种基于设计网络的互动模式，而政策和问题能体现结构内的循环。有几点需要说明。正如上文暗示的那样，循环的出发点显然是随意的，且接下来更正式的分析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探究这一点。此外，根据上述序列得出的函数关系的连续运算将导致权力分布、问题重要性、因素价值、政策意义发生改变。这个过程是否收敛或均衡将决定于函数f*是如何被明确的，但为了预期到这一点，这个过程可被看作行动者试图通过调整总的问题和政策意义来恢复权力的平衡，以便反映出利益和控制的给定结构。因此这个过程可比作一种冲突解决，在这种冲突解决中，至少可以暗中通过寻求均衡或平衡而达成一个共识。换句话说，对于这种体系内任何一种利益和控制模式，都应有能反映上面详述的函数运算的独特的权力分布。

在前两章中，我们提出可将规划设计问题视作一种平衡冲突因素的方式，也就是我们提出的可被诠释成问题的次解方法。我们现在通过引入用因素形容的问题和政策来延伸这个想法，但正如我们所证明的那样，如果我们要让延伸后的理论不成立，我们可以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许多方法来做到这一点。假设只有一个行动者、一个政策、一个问题和几个因素。行动者可能是规划制定者，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和问题显然是一对一的。因此，这样理论就不成立了，而且揭露了因素与问题的相关性代表了在制定政策时因素的权重或相关性。这种形式下，因素可被视作政策的组成部分，因素的权重可被视作第10章和第11章中介绍的在叠加、层次、滑动平均中用到的组合目标的权重。一旦正式的理论得到展开和模型用代数方法被证明不成立时，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