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理论：组织与社会交换系统

我提议将组织看作分隔的不同组事件、分隔的不同组人群行动者进行社会交换的系统。这一系统由行动者、事件、行动者对事件进行控制的结构，以及行动者在事件中的利益结构所定义。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社会结构与行动理论”，刊于《社会结构研究方法》（1976，第86页）

我们在本书前两部分开始阐述的城市科学聚焦于将城市看作一个人造物，看作一个产品而不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很快到达了这样一个点，形态需要让位于功能，城市过程开始主导我们的模型，城市要素之间如何相互关联，如何提供变化的动态进而驱动了城市的演化道路。聚焦点的这种变化在城市规划研究中已经十分明显。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新哲学已经体现了这种关注对象的变化，开始寻求将过程看作社会行为理论的内在部分，通过社会而不是孤立的专家群体或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一主题在后理性主义理论中体现得很典型，其基础是将城市规划看作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最早由弗里德曼（Friedmann，1973）、里特尔和韦伯（Rittel and Webber，1973）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所倡导。将规划视为争论和协商的过程这一观点主导了当代的规划理论（Forester，2009；Healey，2006）。这一方法变化并不难以解释。系统方法在为规划提供便利而定义明确的理论基础方面有明显的失败，在理论与实践、问题与答案之间也存在错配，最终导致科学确定性的溃退。将规划看作易于接纳变化的价值系统、多元主义复杂性、不可靠性的概念如今看起来更为合适。因此，规划作为社会学习，在全社会范围解决问题的观点成为公认准则。

有许多方式阐述这一新范式。例如，一种主导性的观点是，规划应当建立在小群体之间的交易和交流系统基础之上，这在形式上与布劳（Blau，1964）和霍曼斯（Homans，1974）所倡导的社会交换理论相近。泊詹耐克（Bazjanac，1974）在描述里特尔的“设计作为辩论性过程”思想时，也强调了交流和学习在决策中的作用。他指出：“大多数决策实际上就是谈判。这意味着达成较好决策的过程并非一个从运筹学角度进行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在不同方面进行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第11页）前两章介绍的设计模型很快也走向了这一方向，将设计看作一种集体而不是个体行动，至少是许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贡献思想并达成理性妥协。这种方法的种子植根于一种将设计看作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的思想。前两章提及的简单的设计代数学将我们推入一个更加丰富的正规行动的框架，使得我们能够将设计所涉及的背景复杂的行动者与他们致力于应对的问题、政策、规划等联系起来。

有必要解释下设计作为集体行动这一概念。很明显，设计的产物——包括规划、政策及其他呈现和形式，都是奥尔森（Olsen，1965）所定义的公共或集体商品。但在过去，设计这一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专家或职业人士的个人行为。像许多公共政府的各个方面一样，设计也是通过个人行为来提供集体商品的。然而，较新的规划设计理论却认为，一直以来建筑领域的失败就在于过分强调专业性和个人行为，并认为如果把设计看作集体行动的话就能做出更好的成品。这个想法已经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如科尔曼（Coleman，1966）就已勾画出该理论的雏形。本章大体上会阐述一个集体或一个小群体解决设计问题的过程，这会直接联系到平衡和均衡的概念。本章也会讲到交换和权力，以及群体可用来完成指定任务的资源。(www.xing528.com)

在前两章中，我们开发了一个冲突解决模型。把一个集合中的n个因素定义为Aik，然后假设或计算出每个因素之间的主要关系。实际上，由于我们在本章和接下来的章节中要更广泛地使用注释以便区分因素与行动者，我们现在起使用下标i、j、k、ℓ来指代对象或代理人，例如行动者、因素、规划、政策等。并且我们把在z单元或区域的行动者i称为Azi因素。请勿把这些新的定义与前两章中的老定义混淆，前两章中i下标指代的是地点。前面章节中，我们把一系列关系定义为用平均化过程得出的这些因素间发生常规转化和演变的联系网络。权重是由每个因素与其他因素的连接个数决定的。我们解释了通过使用这些连接，每个因素会在每次互动时演变成更接近最终均值。我们解释了这种移动平均的过程最终可形成在马尔科夫过程中有所体现的稳态的妥协，马尔科夫过程给平均算法提供了另外的补充解释。我们还展示了当连接矩阵对称时，每个因素在最终联系矩阵或相邻矩阵中入度或出度的权重；这是个简单的关于加权平均法的结果。就像上一章中的模型一样，本章的模型也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因为我们的关注点主要是规范性的。实际上，冲突解决的真正过程并非以我们假设的方式收敛，因此在这个意思上来说，我们采用的过程是理想化的。

已经有几位作者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框架下探究了与此相似的模型。也许最相近的模型是前两章中提到的由弗兰奇（French，1956）提出、哈拉里（Harary，1959）阐述、格鲁特（Groot，1974）概括的模型。但拉波波特（Rapoport，1949）似乎是最早推测马尔科夫链与捕捉态度和其他社会特征的改变的相关性的。在稍许不同的框架下，安德森（Anderson，1954）和克鲁沃勒斯（Kreweras，1968）探究了这类模型在分析投票模式改变中的使用。我们在第3章中看到的最初的这些研究有后续进展，其中黑格泽曼和克劳斯（Hegselmann and Krause，2002），德马科、巴亚诺斯和兹波尔（DeMarco、Vayanos and Zwiebel，2003）的近期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研究的普遍共识是此类模型可以帮助我们近似理解社会态度的改变进程，但马尔科夫假设尤其强烈且难以实证。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这些模型表述的是最优过程和解法。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设模型中每个行动者直接与一个且只有一个因素匹配。尽管前面章节例如方程11.19至11.24中给出的形式相当简洁，但要想超越理论而具有现实意义，必须突破几个重要的局限。局限之一是我们严格假设了每个因素直接与一个且只有一个行动者或利益集团相匹配，这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假设。这个假设暗示了每个行动者对问题只有一个看法；尽管行动者可能会有一个主导型的观点，还是存在许多必须加以考虑的衍生观点。因此本章的一大任务就是放松这种假设，展开一个分开处理但一致地对待行动者和因素的模型。这种延伸在科尔曼（1966，1972，1973，1998）的文章中已经有所体现，他将行动者和因素作为两个分开的关系集来联系，这两套关系是每个行动者对事件或因素的利益诉求和每个个体对因素的控制，两个集合关系本质上可理解为二部图，在第3章我们已经做出过大致描述，继而在第6章和第7章对对象、节点与街段的两个集合关系做过深入的讨论。这里我们把关注点从描述城市转到设计城市上，两个对象集合分别是行动者和因素。但我们会发现，每组关系都彼此不同，而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我们基于二部图结构只需要用两种方法来考虑一组关系。现在我们有基于同一顺序的两张图，但需要处理不同的关系。这就是科尔曼的特别之处，他提供了一个简单但有效的方法来延伸滑动平均的马尔科夫模型，并放松了关于因素和行动者对应关系的严格假设。下一节中，我们会相应地延伸我们的模型。